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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ert Otto Hirschman |
赫緒曼著作一貫的特點，除了簡短、易懂，從不賣弄或使用艱深抽象、同時也空洞的大詞彙之外，更重要的是永遠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新角度和新視野，來回答重要的老問題。他的許多著作都展現：一般的常識如果加上足夠的想像力，竟然可以深入社會現象的核心。從這個角度看，他的論述比較像是藝術；只是其所提供的，是知性的美感和想像力。這也是為何大多數的社會科學著作，不論曾經多麼風光，都僅能流行於一時；而赫緒曼的幾乎每一本書都在二、三十年後重新再版，歷久彌新。他的傳記《現世的哲學家》(Worldly Philosopher)也將於2013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對學者而言，這是非常難得的殊榮和肯定。
這本書中譯本的出版，對台灣政治學的發展也有重要的意義。台灣政治學所遭遇的危機，並不適合在這裡討論。不過，本書的出版至少可以對一般大眾、學生、以及未來的政治學者展現：被政治學先驅稱為「關於政治的崇高科學」的這門學科，可能蘊含多麼豐富的人文價值，可能具有多大發揮想像力的空間，可能為心靈帶來多大的愉悅；同時更重要的，和我們政治生活、我們的處境又可能有多密切的相關。
欲瞭解赫緒曼為什麼不會像大多數的政治學者那樣，以技術性的專業來包裝言不及義，我們或許應該先瞭解他的生平和經歷。其中最感人的應該是他於第二次大戰期間在法國馬賽所參與的一段歷史事件。這個事件起源於一位叫做弗萊(Varian Fry)的美國年輕記者。弗萊的家世良好，私立中學畢業後進入哈佛大學主修古典文學、哲學和歷史。這種教育背景的青年當時通常是進入政府部門，成為職業外交官。可是他卻選擇新聞記者的行業。1940年6月，希特勒佔領法國不久，弗萊在家裡舉行一個募款餐會，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工會領袖籌募逃難費用。當時已逃到美國的德國作家托瑪斯曼的女兒也參加了餐會。她指出：不只是左派人士，當時逃難在法國的猶太作家、知識份子、和藝術家都同樣有遭受迫害的危險。經過熱烈的討論，「緊急救援委員會」在當天成立；任務是幫助滯留法國的德國猶太知識份子離開歐洲。委員會成立之後，經費也募到了一些。可是卻一直無法找到適當的人到法國從事這項工作。於是弗萊志願承擔。委員會原先收集、準備救援的名單只有數百人。可是由於弗萊與同志們的努力，在美國政府和駐外單位故意杯葛和阻擾的情況下，他們最終還是救出了兩千多人免於人類的浩劫。其中不乏知名人物，如政治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夫婦和藝術家夏嘎（Maurice Chagall）等。
弗萊有一位年輕的同事，特別令他印象深刻。他於1945年出版這項救援工作的回憶錄《無條件引渡》(Surrender on Demand)。在書中他寫道，
在法國首先為我工作的是綽號「快活」的年輕人─一位來自德國的政治難民。他非常聰明，天性善良，個性令人愉悅…「快活」為我工作之前早就具有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儘管只有25歲，他已經是反法西斯主義的老兵了。他在西班牙內戰中參加共和軍，然後又到法國志願參加陸軍…
「快活」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非法活動的專家。當捷克護照無法再使用的時候，他立刻開發出另一個假護照的來源。當我帶來的經費用光的時候，他馬上找到將美金匯入法國的秘密管道。當逃難者不能再利用火車離開，邊境偷渡所需的沿途接待工作，也是他組織起來的。
後來這位年輕人成為納粹搜捕的對象，被迫離開法國之後，弗萊寫道，
自從他離開之後，我尤其感到寂寞。我突然發現我多麼依賴他；不只依賴他解決最棘手的問題，而且也依賴他的陪伴。在法國，只有他一個人真正知道我在做什麼，我為什麼要這樣做。自從他離開以後，我就完全孤獨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
這個有機會先逃難卻留下來幫助別人的年輕人，就是本書作者，後來成為當代最有想像力、洞察力、和原創力的社會科學家。許多傑出的社會科學家在年輕時候，都有政治參與的經驗；他們的研究也多受到這個經驗的啟發和推動。可是如赫緒曼那樣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參與對抗邪惡的鬥爭，應該是絕無僅有。
正如弗萊所說的，赫緒曼在馬賽從事救援工作之前，就曾經在西班牙參加過內戰。他於1935年獲得倫敦政經學院的獎學金到英國唸書。次年西班牙內戰爆發。他後來回憶說，「雖然我也很想唸書，可是我同時也認知到：法西斯主義正在蔓延。我沒辦法只是坐在那邊旁觀，什麼事都不做。」他晚年回憶馬賽的救援工作時說道，「這個工作實在非常的耗人，而且也經常面臨危險。身處危險卻永遠令人興奮，也令人難忘。」
此種為價值理念付出而來的「危險的興奮」，是一般社會科學家所無法感受到的；其中有些甚至不承認有這個道德世界的存在。或許瞭解他這些經歷，我們才能理解：雖然他從不討論倫理問題，而且以經濟學開始他的學術生涯，可是卻對社會科學界所流行的「理性抉擇」理論，在知識上和道德上都頗為輕視。該理論以人類追求自私利益的極大化為前提假設，來解釋人類的社會行為。赫緒曼在《對希望的偏情》一書中談到該理論的時候說，人為什麼經常會有堅持參加示威遊行、甚至捐錢給候選人的「奇怪行為」，即使明知其微小貢獻對公共政策幾乎毫無影響？這是因為參與行動並不是一項代價，而是一個收穫；「因為參與一個運動以實現一項公共政策，是僅次於真正獲得那項公共政策的最美妙的事。」赫緒曼所說的此種「追求的快樂」，正是崇尚理性抉擇理論的社會科學家所無法理解的。諷刺的是，這個理論的經典名著《集體行動的邏輯》，卻是在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六０年代大為流行。光是1963年的一千位就讀於長春藤盟校、來自中上家庭的白人學生，冒著生命危險到南方參加黑人民權運動的「自由夏天」事件，就足以顯示從理性選擇的觀點來解釋集體行動，距離事實是多麼的遙遠（其中有三名大學生確實也遭種族主義者謀殺，包括一位就讀於哈佛的學生）。赫緒曼認為，理性利益選擇理論其實是敵視社會運動、或不願為公共利益和道德理念付出的學者，為自己所提供的感情避風港。
赫緒曼在他另一本討論近代思想的經典名著《激情與利益》中，提到一個猶太的古老故事。波蘭古都克拉科的一個猶太教士，有一天在講道的時候忽然說，他的通天眼讓他看到兩百里外的華沙的一個著名教士，就在當時突然過世。這麼厲害的視野讓他的信徒非常折服。不久之後，到華沙旅行的信徒發現，那位被看到已經過世的教士其實活得好好的。信徒回來之後開始質疑教士的通天眼能力，可是教士的徒弟卻如此為教士辯護：雖然與事實不符，「可是那畢竟是一個了不起的視野！」每次我看到以理性選擇理論來解釋政治和社會行為的論文，特別是所發展出來的複雜模型，都會想起這個故事：畢竟是一個了不起的模型！
除了親身的經歷，赫緒曼從小在德國接受古典希臘文學、哲學、歷史、宗教等人文訓練；長大後成為杜思妥也夫斯基、湯瑪斯・曼、尼采、歌德、卡繆的愛好者。赫緒曼對人性和人的靈魂似有深入的領悟。他強調，社會科學必須從理解人類的特殊處境開始：人處於人性的兩種「複雜」，以及社會生活所帶來的兩項「緊張」中。人性動機是複雜的；人同時也經常不斷地以倫理價值來評價自我。而工具性動機和和非工具性動機之間的緊張，自我利益和群體利益、公共道德之間的緊張，這兩項緊張都是人類永無法解決的難題。除此之外，我個人傾向於認為：人較常面臨的處境，倒非在不等值的利益單位間做行動的抉擇；而是長久處於屈辱、乏味、和挫折的時候，雖然在理性上認知到脫離的可能性，可是卻因各種我們無法確知的原因，而寧願選擇不行動、繼續忍受折磨。正如赫緒曼說的，對人類處境的這種理解不過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開始而已。
理性考慮當然是人類行為的重要動機之一。用理性抉擇理論來解釋人類行為，有其強力的一面。可是只看到人類行為的理性面，而忽略了其價值面和道德面，將使得我們的解釋殘缺不全。更嚴重的是，將使我們無能處理較重要的政治行為和政治現象；因為推動這些行為和現象的，大多是人類的價值理念和道德動機。理性抉擇對政治行為固有其解釋力，可是卻只能解釋那些較瑣碎、較浮面的行為。理性選擇理論在社會科學界的流行，導致了政治學研究變得愈來愈繁瑣，愈來愈沒有想像力和生命力，也愈來愈無法吸引活潑的心靈投入這項工作。
赫緒曼作品中一個重要特質，或許是來自他的政治經歷和古典訓練：他從不討論社會現象或人類行為的「普遍性通則」。社會科學要解釋的是人類行為、以及因複雜動機而導致的歧異社會現象。最吸引他的是人類行為（或人心）的諸種可能性；而非其普同的一般性和規律性。赫緒曼的學術生涯歷經經濟發展學者和政治學者兩個不同的階段，其著作也涵蓋相當廣泛的主題。可是領域和主題或有不同，卻都帶有此種一貫的風格：呈現了人類行為的諸種可能性，而非一般稱之為「理論」的尋常規律性。例如，當討論國際貿易的時候，他不是強調貿易交換的相對利益，而是強國和較為依賴貿易關係的弱國，兩者的貿易如何形成強國對弱國的政治宰制（《國家權力與外貿結構》）。當討論經濟發展策略的時候，他不會皈依主流經濟學理論，強調資源和資本的有效配置及「均衡的發展」，而是強調以何種特殊的機制（甚至包括「不均衡的發展」），來誘發出發展中國家潛藏的技術和經營管理等人力資源（《經濟發展的策略》）。當分析組織─公司、學校、政黨、國家等一切組織─為何衰敗的時候，他不是討論外部環境和市場的「競爭」，而是分析組織內部成員面對組織衰敗的不同態度和作為，如何對組織的健全或衰亡造成不同的結果（《叛離、抗議、與忠誠》）。解釋社會運動的消退，他不是從意識型態的變遷出發，而是從一個最簡單、最常識性的現象和概念：對公共參與的「失望」（《涉入對象的變動》）。他的著作永遠不會讓讀者感到無趣。閱讀他的著作，讀者也絕不會像閱讀許多大師的著作那樣，因不知所云而感到挫折，甚至因而懷疑自己的智商。台灣的出版商似乎偏愛此類大師的著作。事實上，真正對人類文明有貢獻的偉大人文作品，都是為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數千年來的人文傳統是：大師為尋常人寫作；二十世紀後期的一個特殊現象則是：尋常人因寫作而成為大師。
本書和赫緒曼其他所有的著作一樣，帶領讀者進入一個經常令人意外的知識領域。欲漫遊於這個讓心智豐腴的地域，讀者不需要具備特殊才藝，僅需要常識和關心。本書的主要關心是：社會發展過程中，人類在知識和理念上所進行的鬥爭。近代世界的基本面貌（如民主體制和社會福利），形塑於過去兩百年的歷史進展。這兩百年來，面對進步性的運動（包括法國大革命所揭示的公民理念、普遍公民權的民主化、以及社會福利），保守主義者用什麼樣的理念來為其反動辯護？在赫緒曼的分析中，歷史上這些反進步思想所攻擊的目標雖然不同，有些針對民主政治、有些則針對社會福利，可是都包含著三種共同的論證結構：「悖謬論」、「無效論」和「有害論」。「悖謬論」的論點是：由於世界的複雜、或人類知識的限制，改革只會帶來和目標完全相反的惡果。「無效論」的論點是：社會發展自有其邏輯，人類的改革措施不能帶來任何改變。「有害論」的論點則是：改革雖然可能是好的，可是卻會摧毀其他更重要的價值。赫緒曼寫作本書的主要動機是，對抗八０年代美國新右派思潮對社會福利制度的攻擊。「悖謬論」宣稱：社會福利只會帶來更多的窮人和更大的貧困。「無效論」則認為：社會福利並不能帶來任何改變；貧困是人類社會必有的現象，人為的努力無法加以消除。而「有害論」則辯稱：社會福利會摧毀其他更重要的價值，如個人自由。反動思想對民主政治的攻擊，也包含類似的三種論點。
雖然反動論述都同時包含這些共同主題，可是針對不同的進步運動，某些主題受到特別的偏愛。例如針對法國大革命，反動論述的主軸是「悖謬論」：推翻帝制的大革命所帶來的不是平等和自由，而是更殘酷的政治壓迫。針對普及公民權的運動，反動論述最常使用的論點是「有害論」和「無效論」：群眾民主和自由不相容；人類政治生活的本質是少數菁英統治，民主化並不能改變這個現象。為了攻擊社會福利制度，「悖謬論」重新獲得重視：消除貧窮的努力只會創造更多的貧窮；政府的救濟措施取代傳統的家庭制度，導致對政府的更大依賴。「悖謬論」似乎是反動論述最常被使用的主題。
赫緒曼在這本書中並非只討論反動論述的基本結構，他同時也討論了進步思潮的類似錯誤。當反動派的「有害論」認為人類的某些價值是不相容的，進步派則傾向於認為：所有好的價值都能相輔相成，所有的理念都可以成功地同時具現。當反動派的「無效論」認為人不能改變社會運作和歷史進程，進步派傾向於認為：歷史毫無疑問的是站在他們那一邊；他們掌握了歷史的潮流和社會進步的方向。赫緒曼認為他寫作本書的目的，並不全在批判反動思想，而是在指出兩個立場的人都犯了此種思想的惰性和硬性。此種知識思想上的不妥協性，顯然不利於民主的政治生活。
赫緒曼對反動論述的論證結構之分析確實精彩。民主的政治過程雖然免不了受到一些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可是不論是在政治菁英的言行中，或一般公民的接收、認知、和判斷中，公共論述仍然扮演一定的重要角色。檢查、分析這些論述的基本結構，瞭解它們的限制和謬誤，並做出我們的評價和選擇，正是公民最重要的知識訓練和政治能力。本書中譯的出版，對台灣的學術界和民主發展，都應有重要的貢獻。
可是在閱讀本書的時候，我們也應提醒自己一個重要的問題：呈現一個論點的基本結構是一回事，證明這個論點的錯誤，則是另一回事。本書所遭遇的最大批評正是：它只分析了「反動論述」的結構，可是並沒有證明這些論述是錯誤的。以最常被使用的「悖謬論」為例，改革經常帶來相反的結果，這個論點真的永遠是錯誤的嗎？以我們所熟知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例，它試圖摧毀經濟上的不平等，卻帶來更不合理的不平等；它的平等理念同時也摧毀了自由、甚至人倫。崇高的理想卻帶來恐怖的夢魘。「悖謬論」在思想史上最常被使用、或被「提醒」，也許並非沒有道理。人類社會的改革確實經常帶來相反的結果。我們需要的不是抗拒改革，然而也不是完全忽略改革可能帶來的惡果。留意及分析改革可能的惡果，正是社會科學的重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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