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的記憶與遺忘

今天是美麗島事件三十週年。它是台灣現代政治史上最重要事件之一；或許也是四十五歲以上的民眾，最重要的共同記憶。那是一個興奮中交雜著恐懼，期待中混合著猶疑的年代。如今我們知道，那是台灣民主的胎動。

     部分民眾對事件的記憶是本土反抗運動的出現，挑戰獨裁體制、萬年國會、言論箝制和本土歷史文化的壓抑。動輒數萬人的政見發表會，集體分享台灣人的悲情和憧憬。多麼令人興奮。然後是黨外人士的逮捕、審判、林義雄家庭的滅門血案。恐怖仍然延續。

     另外一部份民眾的記憶則是騷動：他們熟悉的、適應良好的、甚至從中獲利的秩序、制度、規則、和思想體系，第一次受到巨大的衝撞。當「在安定中求進步」已經不可能，他們被迫在思想上和行動上有所選擇。

     人類所有的歷史記憶都難免受到政治立場的影響，尤其是美麗島事件仍然如此接近今天。政治壓迫事件中，必然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歷史記憶因此成為某些政治勢力的道德資產，也是敵對政治勢力的道德負債。

     政治傾向不只影響歷史記憶，甚至影響著知識。黨外運動和美麗島事件顯然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動力，雖然不是唯一的因素。可是在許多國內外學者（包括中研院的院士）對台灣民主化的解釋中，美麗島事件不但沒有任何地位，在某些人的著作中，美麗島事件甚至從來沒有發生過。原因是這個事件無法鑲嵌入他們的理論：如果蔣經國是一個推動台灣民主的改革者，他為何要那麼嚴厲地懲罰要求民主的人？

「美麗島」支持民眾與軍警衝突1979/12/10  圖片來源: 中央社

     政治社區的認同和凝固，共同的歷史記憶是一個重要的基礎。可是如果歷史記憶要成為社會的共同資產，就必須超越黨派的利益。十五年後，台灣民眾中六十歲以下的人都將沒有親身經歷過美麗島事件。那時美麗島事件將成為真正的歷史記憶。今年推動紀念美麗島事件的單位，不但有民進黨執政的高雄市政府，也有國民黨政府的文建會。敵對的政黨都願意承認事件的重要性、承認受難者對台灣民主的貢獻，這是它成為社會共同資產的良好開端。

     然而所有的歷史記憶都同時也是道德故事，有啟發，也有反省。這兩個面向都等待我們加以描繪。捷克總統哈維爾如此描述其國家的民主革命：「那個階段顯現了潛伏於我們社會中巨大的人道、道德、和精神力量。」這個力量充分顯現在每一地方基層中，許多參與運動的小人物身上。他們衣冠不整、滿面風霜，現實生活的壓力讓他們無法喘氣，可是仍然參與危險的運動。他們在運動中承擔粗重的工作，運動成功後安靜地被歷史遺忘。他們是我心中的英雄。可是在紀念活動中，他們永遠缺席。今年也不例外。

     至於反省，我們也還沒有開始。由於台灣社會的寬容（或遺忘？），對於那些在是非善惡清楚可分的年代中，主動或被動選擇站在反面一方的人，我們一直沒有提出質疑。我們對美麗島大審中站在法庭下方的受審人印象鮮明，對高坐庭上的法官和檢察官，卻選擇遺忘其存在。以司法裝飾赤裸政治壓迫的執行者，如今有檢察總長、司法官訓練所所長、退輔會處長、國營事業董事長。建構歷史記憶的目的，並非在追究或譴責個人，而是在對迫害的體制、對個人在體制中的處境，做不偏頗、不教條的理解。如果他們願意和全社會分享他們當時的處境、或所面臨的困難抉擇，他們的記憶和反省將成為我們社會共同的民主資產。

     啟發和反省才是我們可以真正留給後代的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