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塞維奇：報導心靈的記者

 原載《字母》文學月刊，2018，5。

圖中受訪者為亞歷塞維奇 圖片翻自網路

     這位白俄羅斯的記者很獨特。她全世界的同行都報導事件，她卻報導事件在人心中的刻痕。同樣的事件、同樣的苦難，戰爭、共產政權的崩潰、嚴酷的政治壓迫、核能電廠的爆炸，在人心中留下的多種樣式刻痕。亞歷塞維奇具有超凡的能力，讓許多平凡人願意觸摸長久鎖在記憶中的傷痕。讀者也有幸進入一個奇異的世界。甚至恆常的愛情在那個世界中，都變得不尋常。

      我們曾經跟隨歷史學者觀看事件的進程，看到人、尤其是領袖的愚昧，也看到偶然因素的決定性作用。我們曾經聆聽社會科學家分析（不論正確或錯誤），歷史巨變如何為結構性因素所形塑。可是我們從不知道這個世界的存在：巨變在人心中形塑的幽微世界。

      亞歷塞維奇說，她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回答一個問題：人類受的這麼多苦，為何無法形成追求自由的動力？她並沒有清楚回答。不過，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出版的《二手時代》，或許最接近問題的答案。這本書花了她二十年的時間做口述採訪。

      它關注的時代是蘇聯共產主義政權垮臺之後。受訪者中有許多曾經度過，極端嚴酷壓迫的史達林統治。一位女醫師回憶說：

我最近整理舊物，找到年輕時期的日記。裡面記載著我的初吻、初戀，以及我如何熱愛史達林……大批烏克蘭人死於饑餓，因為他們拒絕集體農場……一位母親用斧頭砍死自己的孩子，把他煮熟養活其他孩子……我的鄰居從戰場回來，失去雙腿。他是英雄人物，我為他感到驕傲。史達林死後幾天，他對我說：「我的小瑪格麗特，這傢伙終於咽氣了。」……於是我寫了檢舉信，揭發他。……我媽媽出身貴族家庭，嫁給一名軍官。軍官後來流亡海外，母親因為得照顧生病的祖母而無法同行。母親於是被祕密警察抓走。負責的特務愛上母親，將她救出來，卻強迫媽媽嫁給他；一個酒鬼，爛醉回家後用槍托打媽媽的頭。我媽媽是個美女，熱愛音樂，懂多國語言，對史達林卻熱愛到頭腦發昏……你認為他們都是傻瓜，天真？不是，他們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聰明人。媽媽讀莎士比亞和歌德的原著……加加林飛上太空了。大家走上街頭，開懷大笑，素不相識的人互相擁抱，在歡喜中哭泣。

另一個人的回憶：

那時我正在追求未來的妻子。怎麼追？我們一起讀高爾基。我們舉辦共青團式的婚禮，沒有蠟燭、花環，沒有宗教儀式；列寧和馬克思的畫像取代聖像。妻子一頭長髮為了婚禮剪掉了。那時我們鄙視美麗……我負責守衛一個車站，有一次我打開一個車廂，看到車廂角落有一個半裸的男人用皮帶吊死自己，身邊一個男孩像喝粥一樣地在喝糞尿。指揮叫嚷說，「這些人都是富農惡棍，對建設新生活毫無用處。」對，我相信，未來一切都會美好……他們先抓走了我的妻子，後來我也被抓走了。審訊的特務跟我說：你的罪就是沒有檢舉你的妻子……後來他們把我放了，黨又相信我了！戰爭中我負傷，並且得了三面獎章，他們又發給我黨證。我太快樂了，快樂到極點……我們是有信仰的，我們真的相信……我想做為共產黨員死去，這是我最後的願望。

      人之所以忍受苦難，不只因為政治教條和未來世界的美麗幻影。一個女音樂家的回憶：

如果不是他，我不可能再結婚。他在史達林的勞改營裡度過了十二年。被抓走的時候只是十六歲的孩子。父親是共產黨的重要人物，被槍斃了。母親被放在水桶裡，在嚴寒中活活凍死……他曾經被派到鍋爐房工作，鍋爐工以前是莫斯科的哲學教授……我們的男人都是受難者，他們全都帶著創傷。俄羅斯的女人從來不曾擁有過正常的男人……「美麗的折磨啊！」他這樣形容西伯利亞的風景。他最喜歡的話是，「在上帝那裡，花草樹木都過得比人好。」……得知他罹患癌症後，我清晨去醫院看他。他臉色蠟黃，可是很愉快的樣子。當生命出現變化的時候，他總是很幸福，不論是在勞改營、流放中、或重獲自由。現在又出現了新東西──死亡……他的遺囑只有一項：「請在我的墓碑寫上：我是一個幸福的人，得到過很多愛，世間最可怕的痛苦就是別人都不愛你。」

      亞歷塞維奇的另一本著作《戰爭不像女人的臉》（比較正確的翻譯；中文版書名為《戰爭沒有女人的臉》），報導戰爭在女人心中留下的刻痕。希特勒侵略俄國的戰爭是人類史上最慘烈的戰事。希特勒動員三百八十萬大軍，戰線綿延一千英里，蘇聯在半年間折損五百萬軍隊。當時許多女孩都謊報年齡從軍，保衛祖國。他們有些成為狙擊手、有些甚至成為戰鬥機飛行員，但大多數在戰場當護士。這些女兵在戰場上多年沒有穿過女人的衣服，穿的永遠是同一套尺寸過大的軍衣。他們最難忍受的是戰場上無法買到女人的內褲，軍隊又不發。有些人發誓絕對不要穿著男人內褲死去。

      一位護理偷偷愛上一位軍官，卻不敢讓他知道。軍官後來死了，掩埋他的時候，「我想到他或許知道我愛他，心裡不禁狂喜起來。炮彈在亂飛，他就躺在那裡。於是我走上前，當眾親吻了他。之前我從來沒有親吻過男人，這是我的初吻。」

      戰爭結束後，一位二十歲的女兵說自己「身心俱疲，心理年齡像老太婆」。一位護理兵到跳蚤市場，想賣掉她的軍用大衣；市場中有些失去雙腳的退伍軍人在賣女人胸罩和內褲，有些缺手斷腳的人只是坐在那裡流眼淚，向路人乞討。「我悄悄地離開，沒有賣掉我的大衣。從此再沒去過那個地方。我怕他們認出我來，罵我說：當初為什麼要救活他們！」

      曾有讀者問亞歷塞維奇，是否對訪問稿做了文學加工，否則為何大多數的口述都那樣的美麗，簡直像詩一般。她回答說：「人心中有愛或接近死亡的時候，說的話都很美。我們這些社會主義人不像其他人。我們對英雄和殉道者有獨特的看法，我們和死亡有獨特的關係。」無法否認的是，她將口述釀造成偉大的文學作品，充滿了濃烈的感情和強大的力量。

      甚至她的受訪者對兒童時期的回憶，也都充滿詩意。《最後的證人》（中文版書名為《我還是想你，媽媽》）一書的主題是戰爭在許多兒童心中留下的刻痕：

一位受訪者回憶兒提時期聽到德國軍隊在家鄉的土地行進，皮靴踩在地上發出聲響，「連大地都感覺疼痛。」另一位小女生在父親上戰場前夕，偷看到父親「久久親吻著母親，他從來沒有這樣吻過媽媽。媽媽緊緊抱著爸爸的脖子。爸爸努力掙脫，拚命往外跑」。「整個戰爭期間我都在等待，等戰爭一結束就和爺爺去找媽媽……我已經五十一歲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我還是想念媽媽。」「我錯過了童年時代。它一閃而過。戰爭是我的童年。」「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一個男人，長得很像爸爸。我跟在後面走了很久，爸爸死去的時候我沒看見啊。」戰後「我沒有找到媽媽和爸爸……我在街上看到一位媽媽，將兩個兒子放在雙膝上。我看著，走向前去，向她說：阿姨，請你也把我抱到腿上吧。她嚇呆了。我再一次請求她：阿姨，求求你。」「整個戰爭期間，在找到姊姊之前，媽媽沒有笑過。」「我對死亡一無所知。沒有人來得及向我解釋，我就看到了它。我看到一個被打死的年輕女人，小孩還吸吮著她的乳房。」

      翻閱這些兒童心靈的刻痕，我們都會同意作者在書開頭所引用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如果我們可以構築一個美麗的世界，代價是讓兒童流下一滴眼淚，那也並不值得。

      為什麼那多的苦難，無法轉成為追求自由的動力？亞歷塞維奇沒有提供簡單明瞭的答案，因為答案並不簡單明瞭。讀完她的書，讀者無法不繼續思考這個問題。

「黑暗時刻」的臺灣故事

英國首相邱吉爾 圖片翻自網路

電影「最黑暗的時刻」描述：歷經十多年被嘲笑和排斥的政治邊緣人邱吉爾，在國家最艱難的時刻激勵國人對抗強大的敵人。這個遙遠島國的歷史片段，包含著面對邪惡的勇氣和懦弱，政治領袖的孤寂和榮耀。它在八十年後仍引發另一個島嶼觀眾的共鳴。鄰座的年輕人數度出聲哭泣；有幾次我和他有類似的反應。

邱吉爾接任首相立即面臨艱難的抉擇：求和還是抵抗？求和事實等於投降；雙方軍事力量的懸殊和希特勒的強勢，英國不可能獲得尊嚴的和平。抵抗卻毫無勝算。奧地利被包圍，捷克已經消失，波蘭被擊潰，挪威被侵略，丹麥四小時內被佔領，比利時和法國陸續淪陷。外援呢？蘇聯和希特勒簽訂和平條約，瓜分波蘭。第一次大戰犧牲十五萬人的美國，不願意介入歐洲戰事。軍力弱小的島國，孤單地面對海峽對岸的邪惡軍事帝國。

而困在鄧克爾克海灘上的二十多萬軍隊，幾乎是英國陸軍的全部，隨時可能被輕易殲滅。外相哈利法克斯為首，在內閣中強力要求邱吉爾求和。哈利法克斯一向樂於討好希特勒，不久之前要求參加柏林奧運的英國足球隊，演奏德國國歌的時候行納粹式的敬禮。不過他的思考並沒有錯；抵抗不可能成功，結局只是人民生命和財產的平白損失。

雙方在內閣會議中僵持不下。邱吉爾利用休息時間召集內閣之外的二十多位部會首長，訴諸他們的感情。「如果我們求和，我們將被解除武裝，德國人將接收我們的艦隊，佔領我們的海軍基地。我們將成為奴隸國家，英國政府將成為希特勒的傀儡。」他以這句話結束：「如果我們島嶼的長久歷史無法免於終結，讓我們每一個人倒在地上、躺在自己的血泊中終結它！」邱吉爾的回憶錄說，所有人激動鼓掌。某些出席者的日記卻說，大家「平靜地表示贊同」。無論真相如何，投降求和的聲音從此消散。此後的一年間，將有三萬多名英國男人、婦女、和兒童死於納粹的攻擊。

邱吉爾的修辭能力非常少見。他的演講術並不高明，遠不及他的對手希特勒。可是他的文字卻能激發潛藏的人性。第一次大戰讓英國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人傷亡。二十年後英國人又得忍受更大的災難。邱吉爾的語言在這個痛苦時刻，持續鼓舞著人民。觀念史大師柏林說，邱吉爾只用幾個簡單詞句，就鼓舞了整個民族。「他強烈地美化了他的國人，不過國人卻因此而提升至他的理想，也用他看視國人的相同眼光來看視自己。」

政治說服的要件不是美麗的辭藻，而是「真實性」：話語表達內心的信念，並且和訴說者的人格高度一致。邱吉爾是英國抵抗納粹的象徵。他語言的激勵力量，來自他長久堅持的立場。也因為這樣的立場，他被主流政治和社會所排斥。邱吉爾曾經受邀到牛津大學演講，當他提到對英國安全的憂慮，引起滿堂的嘲笑。他於1900年25歲的時候進入國會，35歲當內政部長，當時已經是具有四十年政治資歷的元老。可是卻一直被邊緣化。小說家毛姆甚至說，最好把邱吉爾槍斃或絞死。

當時英國主流社會因為恐共而傾向希特勒。希特勒於1936年違反凡爾賽和約，揮軍進入萊茵非軍事區，國王喬治六世召見德國大使說：「我已經告訴首相，如果他宣戰的話我就會退位。你們不用擔心，不會有戰爭的。」希特勒的野心受到很大的鼓勵，也看清民主國家的軟弱。歷史學大師湯恩比和希特勒見面之後，告訴英國外交部說，德國領袖真心希望和平。即使在「長刀之夜」希特勒殘殺百名政敵之後，權威的《泰唔士報》仍然說，「不論手段如何，希特勒是真心想將革命的激情轉化為保守穩健的建設性力量。」

德國軍事力量強大確為事實。許多英國菁英同意希特勒的看法：英國沒有能力防衛自己。甚至有菁英主張自動解除武裝。臺灣人對此類論調應不陌生。政治菁英的軟弱讓作家喬治･奧威爾忍不住說，「英國的統治階級到底是邪惡還是愚笨，是這個時代最難回答的問題；在某些時刻，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臺灣是新民主國家。我們都在學習當政治人物，也在學習當公民。當政治人物的基本信念和流行的主流價值衝突，他應該見風轉舵、隨波逐流以求發展？還是堅持信念，等待他的時代來臨？可是時代不一定來臨，來了之後也不一定有機會。邱吉爾能接任首相是個意外。國王和張伯倫首相屬意的接班人，都是哈利法克斯。可是後者沒有接受。

邱吉爾能激勵人民、獲得軍事將領信任、政治菁英支持，是因為他堅持自己的立場，勇敢說出自己的信念，付出十多年寂寞的代價。當國家需要的時候，唯有這樣的人足以動員民族的意志。政治這個行業如果還讓人尊敬，正是因為有像他這樣的人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