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鴉與魔鬼：領導人的天使

 （自由時報，2020/9/14）

        蔡英文總統就職數日後，自由時報總編輯鄒景雯在專欄中建議，蔡總統的第二任期應該「在團隊中安排一隻烏鴉，屢屢刺耳啼叫」以避免犯錯。誠哉斯言。這其實是一個古老而尋常的智慧，卻常為政治領導人忽略，也因此災難不絕於書。

        其中最經典、幾乎所有討論決策的作品都會引用的案例，是美國甘迺迪總統的登陸豬玀灣行動。甘迺迪的執政團隊集合美國學界和政界的菁英，卻做出非常愚笨的行動，成為世界的笑柄。

 

菁英政府的愚行

        古巴革命成功不及兩年半，中央情報局從佛羅里達動員一千四百名古巴流亡份子登陸豬玀灣，企圖推翻卡斯楚政權。美國二十世紀最厲害的調查採訪記者賀胥，在《加美洛宮的陰暗面》一書中指出，當時很少人知道這個大膽行動的前提是：美國派在古巴的密探可以在登陸前一天或當天謀殺卡斯楚，癱瘓古巴軍隊的指揮系統。得知謀殺計畫沒有機會執行，登陸行動也不可能成功之後，甘迺迪取消第二次空中轟炸，企圖掩飾美國軍隊涉入的事實。結果讓登陸的古巴民兵無助地暴露在兩萬古巴軍隊的砲火中。一百多人在沙灘上被殲滅，一千兩百人被俘虜。美國政府後來假借經濟援助之名，用五千三百萬美金贖回戰俘。痛擊美國帝國主義為卡斯楚帶來極大的世界聲望；革命英雄切･格瓦拉不久之後在烏拉圭，當面感謝美國大使給他們這樣的機會。

        事後甘迺迪總統問自己：「我為什麼這麼笨？」全世界也都在問相同的問題。開會的時候軍方甚至告訴他，登陸軍如果遭遇堅強抵抗可以躲進山區。該座山其實距離海灘一百三十公里！名重一時的歷史學者史萊辛格，當時是甘迺迪總統的特別助理。他以字條向總統提出反對意見，擔心引起世界輿論的攻擊。總統的弟弟羅伯在開會前對他說，「你可能對，也可能錯。不過總統已經決定，你就不要再提了。現在是支持總統的時候。」於是他坐在角落一言不發，聽任鷹派的中央情報局主導討論和結論。其他與會者事後也說並不同意這項計畫，可是同樣不敢發出異議。許多社會政治運動都有相同的現象：深思熟慮的主張被視為畏怯，結果是激進派主導了運動的方向。

        甘迺迪當時才就任三個月，他幾無收斂的性愛、初選期間的大量買票、以及和黑社會的勾結，都要很多年後才曝光。總統的年輕、英俊、機智和氣質，風靡全國民眾和記者。甘迺迪在記者會上堅持不透露行動細節；不過因為國務卿魯斯克事先告訴記者他自己反對這個行動。甘迺迪於是在記者會上說：「成功有一百個父親，失敗則是孤兒。…很顯然，我是應該承擔責任的政府官員。」於是媒體讚揚他是成熟的政治領袖，願意承擔其團隊的失敗。甘迺迪之後個別約見重量級記者，餵給他們錯誤的資訊。危機處理相當成功，隨後民調中他的支持度高達百分之八十三。甘迺迪既得意又困惑：「怎麼和艾森豪一樣？我搞得越糟，越受歡迎。」

        雖然安全度過危機，甘迺迪事後指定弟弟羅伯扮演烏鴉的角色，負責對所有內閣通過的政策和行動提出反對意見。

 

 缺乏烏鴉的慘痛教訓

        另一個著名案例是一九七三年「贖罪日戰爭」對以色列造成的巨大災難。它成為卡普蘭《異議為何重要》一書的第一教案。以色列遭受突襲之前獲得不少情報都顯示，埃及正計畫對它發動攻擊。情報來源包括埃及前總統納塞的女婿，如今在現任總統沙達特身邊臥底。以色列也從美國中央情報局獲得敘利亞的戰爭計畫。可是以色列政府中沒有人相阿拉伯人膽敢發動戰爭，畢竟他們在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戰爭」中慘敗；埃及失去西奈半島，敘利亞失去戈蘭高地，約旦失去西岸。而且死傷慘重，光是埃及就高達一萬人。除非這些國家獲得大量更先進的武器，他們絕對不敢發動戰爭。

        以色列政界和軍方普遍看不起阿拉伯軍隊，認為他們的教育、專業、品格和心理素質都太差。六日戰爭的英雄戴陽將軍訪問越南的時候，美軍越戰指揮官魏斯摩蘭請教他如何打贏戰爭。戴陽竟然回答，「很簡單，只要選擇阿拉伯人當對手就可以了。」再一次公開羞辱阿拉伯人。

        在戰爭的前一天，空中照相和地面觀測都發現埃及軍隊大規模調動，而且配置成攻擊隊形，不過以色列仍然將之視為「例行行動」。即使蘇聯顧問及家屬全數撤離埃及，以色列還是不相信會有攻擊行動。國防部長戴陽否決了參謀總長動員二十萬後備部隊的提議。就在埃及突襲的當天中午，戴陽在內閣會議中宣布：「我們的情報顯示，不可能會有攻擊。」戴陽還沒有講完，空襲警報就響起來了。

        三小時內，埃及三萬士兵佔領蘇彝士運河右岸，以色列駐軍半數陣亡，半數被俘。三天之內，以色列損失五百部坦克，五十架戰鬥機。戴陽在戰爭的第二天說「第三寺廟結束了」，也就是猶太人國家即將滅亡。總理梅爾夫人氣得拒絕和戴陽會面，因為「他要來討論投降的條件。」梅爾夫人低聲下氣向尼克森求援。在美國大力支援下，以色列終於挺住沒有亡國。不過還是損失了三千士兵。總理梅爾夫人在人民的憤怒中辭職。

        戰後以色列痛定思痛，在軍事情報局內設立「第十人」部門，扮演魔鬼代言人的角色。意喻如果有九人都同意，第十個人就必須表達不同意見。「第十人」部門的任務是提出不同於主流的意見，分析被忽略的情報，提出不同的判斷。為了完成這項烏鴉任務，該部門的分析員有權調閱所有情報。它的報告直接送達軍情局局長、國防部長、和總理。不過，「第十人」的功效受到一些質疑。防止「團體思考」的災難，更有效的方式或許是培養不同的組織文化。

  

戴眼罩持電話者為國防部長戴陽將軍
圖片來源：IDF Spokesperson's Unit

培養烏鴉和魔鬼

        烏鴉和「第十人」的角色在西方通常稱為「魔鬼的代言人」。十六世紀羅馬教會在封聖的討論中，特別指定一人充當魔鬼的代言人，對候選人的品格、神蹟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冊封聖徒茲事體大，馬虎不得，否則將對基督信仰和教會聲望帶來無可彌補的傷害。教會隨後創立「魔鬼代言人」的正式職位，一九八三年這個職位被取消，不過仍然維持它的精神。羅馬教廷在討論對德蕾莎修女封聖的過程中，就邀請著名的英國記者、公共知識份子奚金斯擔任魔鬼代言人。奚金斯曾經著書嚴厲批判德蕾莎修女冷酷、宗教狂、無視窮人的痛苦，也樂於討好獨裁者。

         聰明的領導人知道，當團體具有共識就是必須警覺的時候。史隆在一九三〇年代帶領通用汽車成為美國汽車業龍頭，該公司此後半世紀持續為全球最大工業集團。他開會有一個特殊的習慣。如果他問道，「我們今天是不是獲得共識了？」如果大家都點頭，他就會說「那麼我提議將這個議題擱置到下次會議，給我們自己充分的時間來發展反對意見。」史隆的作法後來成為美國商學院討論公司決策的模範：如何防止因過度「早熟的共識」而導致的錯誤決策。

        其實許多團體中都存在著烏鴉，領導人並不須要特別去指定或尋覓。只是一般領導人會讓這些烏鴉噤聲、疏離、甚至飛走。聰明的領導人則將他們視為團隊的重要資產。羅斯福和邱吉爾都是這類的領導人。

        二次大戰前夕的一次白宮會議中，羅斯福總統宣布：為了協助武裝英國和法國，他計畫每年生產一萬架軍機。總統詢問與會者的意見時，非常得意地向副參謀長馬歇爾將軍說，「喬治，你不是也這樣想嗎？」沒想到馬歇爾將軍當眾給總統難堪。他直言反對，因為會造成軍備不平衡，也危害到其他計畫。會議結束之後，同僚們紛紛上前祝他退休生活愉快。可是不久之後，他被羅斯福總統任命為參謀長，直到二次大戰結束。

       邱吉爾在長久的政治生涯中，都喜歡任用愛唱反調的人。在二次大戰初期突然出任首相，沒有自己的團隊，他尋找幹部的標準之一就是敢於向長官唱反調。他也經常鼓勵手下選才不要排除喜歡搗蛋、考核評語不佳的人。他寫信給狄爾將軍說，「我們付不起只任用循規蹈矩的人。在這個艱難時刻，我們不能只用那些傳統標準看來非常安全的人，我們需要個性強悍、有遠見的手下。」

        聰明的領導人會鼓勵烏鴉啼叫。「橋水公司」的創辦人芮･達里歐被稱為投資銀行界的賈伯斯。他的公司員工一千五百人，管理的資產超過一千三百億美金。曾經有一個重要客戶和他開會之後寫電郵給他，「芮，你今天的表現成績只能打D。整整五十分鐘你都在胡言亂語，你顯然毫無準備。希望將來不會再發生這種事情。」如果員工知道這件事，老闆真是沒面子。可是公司卻將這封信傳給了所有的員工，因為公司有意創造一個「烏鴉文化」，一個人人平等然後人人才敢講真話的文化。

         邱吉爾在戰爭初期的一篇演講中說，「我們不會閃避公平的批評。…政治中的批評就像人體的痛楚一樣，很不舒服。可是如果人體感覺不到痛，它怎會存活？」可是烏鴉的啼叫確實令人不舒服，加以鼓勵也不符合組織常規：領導人通常個性強勢、具有主見；被領導者最安全的策略則是迎合上級。史丹佛大學商學系教授斐福的《權力》一書，提供的第一項守則是：奉承上級，讓上級感覺舒服；工作表現和升遷關係不大。

閱讀荷馬，想起蔣介石

《自由時報》2020/3/02

       如果古希臘是西方文明的學校，荷馬史詩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教材之一。三千年來《伊里亞德》和《奧迪賽》擄住了人類的想像力。十八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思想家休姆說，「兩千年前取悅雅典人和羅馬人的荷馬，現在仍然被巴黎和倫敦的人所仰慕。氣候、政府、宗教和語言的改變，都未能減損他的光輝。」

       休姆或許不知道，在大西洋對岸的維琴尼亞殖民地裡，有一群鄉村紳士更為熱烈喜愛古典希臘羅馬的作品，也深受其愛國主義和政治家風範所影響。他們對古典作品的了解，甚至超越對當時歐洲的認識。<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傑佛遜，晚年感謝其父親給他的古典教育。他說，「當我們年輕的時候，只要文章有點意義、有些想像力和韻律，總是能取悅我們。可是隨著年齡長，這些東西逐漸掉落。後來只剩下荷馬和維吉爾，也許只剩荷馬。」

       《伊里亞德》是斯巴達皇后海倫和特洛伊王子私奔之後，希臘盟軍在阿噶曼儂國王的率領下攻擊特洛伊城的故事。圍城十年仍然無法攻陷。史詩描述了人的脆弱、痛苦、憤怒和榮耀。詩的結尾最為感人。

       希臘第一勇士阿基里斯為了替好朋友報仇，在戰場上殺死了特洛伊王子黑克特。黑克特臨死之前，乞求阿基里斯將他的屍體交給他父親，以便好好地將他埋葬。不，阿基里斯回答說，我會將你的屍體餵給狗和鳥。黑克特斷氣後，阿基里斯的憤怒仍然沒有平復。他將黑克特的腳捆綁在馬車後方，屍體臉孔朝沙土飛奔拖行。黑克特是特洛伊最受尊敬的王子，勇敢善戰、為人正直。整個特洛伊城只有他善待招來亡國危機的海倫。

       黑克特的妻子在城牆上目睹丈夫的遺體如此被凌辱，昏了過去。特洛伊國王普里姆則心痛如絞。心碎的父親於是在晚上，偷偷潛入敵營，來到阿基里斯的營帳中。開啟了整首長詩最感人的一幕。

        國王進入敵人的帳棚後，展示其所帶來的金銀財寶，希望能贖回兒子的屍體。交戰中的國王，竟然如此不顧生命安危，只為了領回兒子的遺體。讓阿基里斯更驚異的是：國王在他面前跪了下來，並且親吻他的手。國王請阿基里斯也想想他自己的父親，大約和國王相同的年紀，應該每天都期待兒子從特洛伊戰場安全歸來。國王乞求說：「憐憫我吧，我忍受著全天下沒有人曾經忍受的痛苦：我必須將殺死我兒子的雙手，放在我的嘴唇上。」

       國王這些話讓阿奇基斯在心中為自己的父親感傷。握著國王的手，他輕輕將國王推開。心中瀰漫著回憶，兩個人都沈浸在憂傷中。國王蹲在阿基里斯腳邊，為死去的兒子痛哭。阿基里斯則時而憶起父親，時而憶起好友而掉眼淚。他們的哭聲充滿了整個房間。後來阿基里斯答應國王，隔天早上會歸還他兒子的屍體。阿基里斯走出營帳，要女僕將黑克特的屍體清洗乾淨，抹上橄欖油，然後全部覆蓋包紮。他並且親自將黑克特的屍體搬上了馬車。

       之後，阿基里斯邀請國王一起晚餐。晚餐中，國王仔細端詳阿基里斯，驚訝於他的美貌及健美的身軀。阿基里斯也凝視國王，感嘆於他高尚尊崇的氣質。阿基里斯主動詢問國王，須要多少時間妥善安葬黑克特；他不會在這期間發動攻擊。國王說須要十一天。「第十二天我們將再度戰鬥，如果我們非戰鬥不可的話。」阿奇里斯然後命令手下，為國王在營帳外邊準備床鋪。國王擔心被敵軍統帥阿噶曼儂發現會走不了，於是在半夜帶著兒子的屍體悄悄地回到特洛伊城。 

為了領回兒子遺體，特洛伊國王向阿基里斯下跪、親吻其手。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l9VRyq

       數千年來，所有的文化都尊重人類的遺骸，以愛憐處置親人的遺體。這是不同文化、不同時代的考古一致的發現。喪禮的儀式或有不同，處置遺體的方式或有差異，可是都同樣表達對逝者的尊重。也都負載著親人的憂傷。或許，只有經過喪禮，親人的哀痛才能止息。沒有喪禮，沒有適當的埋葬，親人的死亡不能結束，永遠是一個懸念。

        人類不只對親人的遺體愛憐，對陌生人的遺體同樣尊重。因為車禍喪生的人，我們不會令其屍體曝曬在街上，我們會用衣物加以掩蓋；我們更不可能讓他們的私密部位暴露在外。這是對人的基本尊重，人類文明的最基本規則，野蠻和文明之間最清楚的界線。對遺體的處置表現文明的程度。過去，死去的貓被綁在樹上任其腐爛，死去的狗被丟棄河中，任其漂流。如今我們細心照料狗的遺體，甚至將其骨灰安置在靈骨塔。

       哲學家高達美說，「埋喪逝者可能是人之為人的基本現象。」「將死者的身體視同一般的有機物，將它如野獸的屍體一般丟棄，或故意將它分割和摧殘，等於是將死者從文明和人類社區中抹煞消除。」然而，某些二二八的受難者的遺體，卻被隨意丟棄在南港的河中。其中，有吳鴻麒法官的遺體。

       二二八事件中大約有一百九十人失蹤，其中九十人被軍隊從家裡帶走後從此沒有回來，包括林獻堂的好朋友陳炘，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大東信託的創辦人；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林茂生；北大經濟系畢業的宋斐如，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也有孫中山的支持者、林獻堂的同志廖進平。還有省參議員潘欽信，淡江中學校長陳能通，曾任京都法院檢察官的王育霖律師，臺灣新生報總編輯阮朝日，台北醫專教授施江南醫師，國大代表、省參議員林連宗律師，台北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律師等。他們的遺體從此失去蹤跡。我們可以想像他們親人的心情，他們因想像親人遺體可能遭受的凌辱而感到的痛心。

       國民黨政權撤退來臺灣之後，如果願意努力或許可能尋獲這些遺體。可惜蔣介石以及他政權中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兒子蔣經國，對這些遺體的下落從來沒有聞問。對權力的慾望和對人性的尊重，是人心中不同的層面。喜好掌握權力、壟斷權力，不一定會對人民缺乏同理心。憤怒的阿基里斯對敵人和仇人依然有著同理心和憐憫，蔣介石對待他統治的人民似乎沒有感覺。

       閱讀荷馬，我想起蔣介石。在慈湖看著衛兵看守的蔣介石「陵寢」，我想起那些不知所終的臺灣菁英的遺體。

時代精神、歷史意識、政治領導

《時代的驚奇：華盛頓如何形塑自己成為革命的象徵、共和國的領袖》，人文社群出版，2019。

導言

       華盛頓個人條件平凡，卻能統帥群倫成為革命的象徵、成為兩千年來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領袖。確實令人驚奇。他是如何做到的？他如何讓眾多的傑出人物和新共和國的人民，一致接受為領袖？華盛頓的自我型塑，對後世的政治領袖可以帶來什麼啟發？

       美國的開國元勛中，唯有華盛頓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約翰．亞當斯是哈佛畢業生、麥迪遜是普林斯頓、漢彌爾頓是哥倫比亞、傑佛遜則是威廉瑪麗學院。富蘭克林雖然也沒有受過正式教育，卻著作豐富，同時也是成就非凡的發明家。華盛頓甚至沒有去過文化的歐洲，也不懂當時政界、文化界通行的法語。他拒絕了法國政府的訪問邀請，因為國家元首不會說法文實在太難堪。他主持制憲會議的時候，從來沒有發言，當時的日記所載多為飲茶和宴會活動，沒有片語隻字關於憲政議題的個人意見。當他的革命同志熱情地辯論憲政議題，他幾乎毫無想法。

       他缺乏如富蘭克林一樣機智活潑又可親的個性、如約翰･亞當斯一樣內省能力、如傑佛遜一樣的高遠理念和豐富文采，更沒有如漢彌爾頓的經濟知識。可是他卻贏得這些人的真心景仰。華盛頓當選第一任共和國總統，獲得選舉人團全數的同意，沒有反對票、也沒有棄權票。更難得的是，經過四年執政之後的連任選舉，同樣獲得選舉人團的全數同意票。

       有一次在法國宮廷的外交宴席上，法國官員諂媚的說：國王路易十六「有如月亮，將溫柔慈愛的月光投射在地球上。」英國大使不甘示弱接著說，他的國王喬治三世「如白晝的太陽，以陽光照亮了世界。」當時為美洲駐法代表的富蘭克林起身說，「我無法提供太陽或月亮，不過我可以給各位喬治･華盛頓，美國軍隊的將領，他是約書亞；當他命令太陽和月亮靜止不動，太陽和月亮都服從他的命令。」故事顯示富蘭克林的機智，同時也顯示他對華盛頓的敬仰。他在遺囑中將他的柺杖送給了華盛頓。

       華盛頓如何在眾多菁英和人民當中，為自己構築如此崇高的地位？他是有一些優點。他小時候抄寫禮儀手冊，對其中的規矩終身奉行。在公眾場合永遠保持體面和尊嚴。對長者和地位較高的人態度恭謹；雖然和人保持距離、難以親近，卻永遠尊重他人，當面不疾言厲色、背後不批評別人。華盛頓過世後，約翰･亞當斯討論華盛頓的領導：「他擁有一項最可貴的才華：沈默。」華盛頓過世後，他的夫人燒掉他戰爭期間所有家書；華盛頓一定將所有的牢騷和不滿，都倒給了妻子。雖然戰功不算輝煌，然而從成軍到戰爭結束贏得勝利，整個獨立戰爭都是由他領導；英國軍隊則更換了數位指揮官。不過，這些優點都不是他被景仰的重要原因。最關鍵的因素是他的「歷史意識」。

       華盛頓的「歷史意識」讓他清楚地掌握他所處時代的主要精神，也努力讓自己成為該精神的象徵，從而建立自己的歷史地位。潘恩鼓吹獨立的小冊子《常識》，充分顯示那個時代的精神內涵。該書一出版即大暢銷，幾年之內賣出十二萬本，總共二十五刷。當時北美洲殖民地的白人才約一百七十萬人。這種對自由普遍而強烈的嚮往，華盛頓充分瞭解。他不斷在各種場合、以各種方式讓國人知道，他就是這個精神的象徵。

       獨立戰爭即將結束時，人民對軍隊、特別是華盛頓未來的動向充滿疑懼。八年來華盛頓掌控全部軍隊，大陸議會甚至在戰爭後期賦予他獨斷的權力。他會不會成為獨裁者？當時的世界仍然沒有民主國家，他成為獨裁者似乎理所當然。然而，戰爭結束英軍尚未撤出紐約，華盛頓的部下就成立「辛辛那堤協會」，選出華盛頓為第一任會長。辛辛那圖斯是古羅馬時代的名將，每當外患來臨他就出來領導軍隊抗敵。擊退敵人之後，他將權力交還元老院，回家種田。華盛頓的用意非常明顯。

       美國和英國在巴黎簽訂和平協議，英國承認美國獨立的第二天，華盛頓立即前往為臨時政府的大陸議會，向議長提出辭呈。辭呈的結尾說，「如今我已經達成被交付的任務，我將從行動的大劇場告退；我向貴尊榮的機構告別，多年來我接受閣下們的命令而行動。現在我交回被授與的權力，從所有的公共職位退隱。」根據部分在場者的回憶，當華盛頓讀完辭職書的時候，許多人激動得掉了眼淚。這是人類歷史的創舉，華盛頓則是這個歷史劇場的編劇、導演、和主角。他用震撼人心的這幕劇告訴國人，不用擔心將權力交給他，他不會濫用權力。美國人民後來交給他更大的權力。後來當拿破崙背叛革命稱帝的時候，英國詩人拜倫將他和華盛頓這位「西邊的第一位、最後一位、最好的一位辛辛那圖司」對比。

      其實這不是華盛頓第一次在歷史劇場中的表演。他不久之前的另一場表演解除了一個嚴重的軍事政變，讓民主共和國順利誕生。

       戰爭末期，許多軍官因為長久領不到薪餉而醞釀政變。八年的戰爭確實辛苦，面對當時歐洲最強大的英國陸軍，他們的軍隊缺人、缺步槍、缺子彈、甚至沒有制服穿。長久領不到薪餉，家中妻小生活同樣艱難。怨氣充滿軍隊。華盛頓得知政變計畫後，召集所有軍官開會。

       華盛頓在集會中首先提醒軍官們革命的真正意義。大陸軍的奮戰是為了建造一個共和社會。共和國的生命力在於人民的美德。共和國能夠生存下去的必要條件，就是懷有抱負與才華的公民，願意為更大的國家福祉犧牲自己的利益。大陸軍在過去八年來都做到了這一點。軍官們如果在這場偉大奮鬥的最後階段否定自己的無私，不但是對美德的背叛，也將導致原本可讓他們獲得後人崇敬的榮耀蒙上汙點。華盛頓懇求軍官展現和戰場上的英勇相同的政治勇氣。大陸議會一定會給他們公平的對待，但是他們必須耐心等待。

       華盛頓接著表演的戲劇性舉動，才真正扭轉了軍官的心意。他開始朗讀一名大陸議會代表的來信。讀了幾句之後，情況不太對勁。將軍遲疑了一下，然後從口袋裡掏出一副眼鏡。軍官們跟隨他打仗八年，從來沒看過他戴眼鏡。華盛頓戴上眼鏡之後，對眾人說道：「請各位原諒，我為國家服務這麼多年，現在已經年老體衰，連眼睛都幾乎要瞎了。」他朗讀完那封信之後，一言不發走出會堂。這項舉動呈現華盛頓身為凡人的一面，也展現他對革命堅定不移的投入，令他的部屬心痛不已。許多一心想要政變的軍官都感動落淚。他們隨即通過決議，宣告他們對平民政府的效忠。

       事實上，華盛頓在八年的戰爭期間就不斷讓國人認知，他就是時代精神的最佳代表。他花在寫信給大陸議會的時間，恐怕多於打仗。他透過書信，向大陸會議巨細靡遺地報告軍務、甚至戰爭計畫，也向議會請求更多的預算和補給。透過這個行動，他讓來自殖民地各處的政治菁英知道，他不是一個擅權的軍人。

       耶魯一位學者對歐巴馬贏得總統大選的評論，或許更適合描述華盛頓政治生涯的勝利：「在民主社會中若要獲取權力，就必須成為一個集體代表─成為公民最渴望的價值之具體象徵。光是聰明、經驗、和能力並不足夠，政治領袖必須讓他的國家民主生活的心境和意義，表現在他身上。」

亞歷塞維奇：報導心靈的記者

 原載《字母》文學月刊，2018，5。

圖中受訪者為亞歷塞維奇 圖片翻自網路

     這位白俄羅斯的記者很獨特。她全世界的同行都報導事件，她卻報導事件在人心中的刻痕。同樣的事件、同樣的苦難，戰爭、共產政權的崩潰、嚴酷的政治壓迫、核能電廠的爆炸，在人心中留下的多種樣式刻痕。亞歷塞維奇具有超凡的能力，讓許多平凡人願意觸摸長久鎖在記憶中的傷痕。讀者也有幸進入一個奇異的世界。甚至恆常的愛情在那個世界中，都變得不尋常。

      我們曾經跟隨歷史學者觀看事件的進程，看到人、尤其是領袖的愚昧，也看到偶然因素的決定性作用。我們曾經聆聽社會科學家分析（不論正確或錯誤），歷史巨變如何為結構性因素所形塑。可是我們從不知道這個世界的存在：巨變在人心中形塑的幽微世界。

      亞歷塞維奇說，她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回答一個問題：人類受的這麼多苦，為何無法形成追求自由的動力？她並沒有清楚回答。不過，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出版的《二手時代》，或許最接近問題的答案。這本書花了她二十年的時間做口述採訪。

      它關注的時代是蘇聯共產主義政權垮臺之後。受訪者中有許多曾經度過，極端嚴酷壓迫的史達林統治。一位女醫師回憶說：

我最近整理舊物，找到年輕時期的日記。裡面記載著我的初吻、初戀，以及我如何熱愛史達林……大批烏克蘭人死於饑餓，因為他們拒絕集體農場……一位母親用斧頭砍死自己的孩子，把他煮熟養活其他孩子……我的鄰居從戰場回來，失去雙腿。他是英雄人物，我為他感到驕傲。史達林死後幾天，他對我說：「我的小瑪格麗特，這傢伙終於咽氣了。」……於是我寫了檢舉信，揭發他。……我媽媽出身貴族家庭，嫁給一名軍官。軍官後來流亡海外，母親因為得照顧生病的祖母而無法同行。母親於是被祕密警察抓走。負責的特務愛上母親，將她救出來，卻強迫媽媽嫁給他；一個酒鬼，爛醉回家後用槍托打媽媽的頭。我媽媽是個美女，熱愛音樂，懂多國語言，對史達林卻熱愛到頭腦發昏……你認為他們都是傻瓜，天真？不是，他們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聰明人。媽媽讀莎士比亞和歌德的原著……加加林飛上太空了。大家走上街頭，開懷大笑，素不相識的人互相擁抱，在歡喜中哭泣。

另一個人的回憶：

那時我正在追求未來的妻子。怎麼追？我們一起讀高爾基。我們舉辦共青團式的婚禮，沒有蠟燭、花環，沒有宗教儀式；列寧和馬克思的畫像取代聖像。妻子一頭長髮為了婚禮剪掉了。那時我們鄙視美麗……我負責守衛一個車站，有一次我打開一個車廂，看到車廂角落有一個半裸的男人用皮帶吊死自己，身邊一個男孩像喝粥一樣地在喝糞尿。指揮叫嚷說，「這些人都是富農惡棍，對建設新生活毫無用處。」對，我相信，未來一切都會美好……他們先抓走了我的妻子，後來我也被抓走了。審訊的特務跟我說：你的罪就是沒有檢舉你的妻子……後來他們把我放了，黨又相信我了！戰爭中我負傷，並且得了三面獎章，他們又發給我黨證。我太快樂了，快樂到極點……我們是有信仰的，我們真的相信……我想做為共產黨員死去，這是我最後的願望。

      人之所以忍受苦難，不只因為政治教條和未來世界的美麗幻影。一個女音樂家的回憶：

如果不是他，我不可能再結婚。他在史達林的勞改營裡度過了十二年。被抓走的時候只是十六歲的孩子。父親是共產黨的重要人物，被槍斃了。母親被放在水桶裡，在嚴寒中活活凍死……他曾經被派到鍋爐房工作，鍋爐工以前是莫斯科的哲學教授……我們的男人都是受難者，他們全都帶著創傷。俄羅斯的女人從來不曾擁有過正常的男人……「美麗的折磨啊！」他這樣形容西伯利亞的風景。他最喜歡的話是，「在上帝那裡，花草樹木都過得比人好。」……得知他罹患癌症後，我清晨去醫院看他。他臉色蠟黃，可是很愉快的樣子。當生命出現變化的時候，他總是很幸福，不論是在勞改營、流放中、或重獲自由。現在又出現了新東西──死亡……他的遺囑只有一項：「請在我的墓碑寫上：我是一個幸福的人，得到過很多愛，世間最可怕的痛苦就是別人都不愛你。」

      亞歷塞維奇的另一本著作《戰爭不像女人的臉》（比較正確的翻譯；中文版書名為《戰爭沒有女人的臉》），報導戰爭在女人心中留下的刻痕。希特勒侵略俄國的戰爭是人類史上最慘烈的戰事。希特勒動員三百八十萬大軍，戰線綿延一千英里，蘇聯在半年間折損五百萬軍隊。當時許多女孩都謊報年齡從軍，保衛祖國。他們有些成為狙擊手、有些甚至成為戰鬥機飛行員，但大多數在戰場當護士。這些女兵在戰場上多年沒有穿過女人的衣服，穿的永遠是同一套尺寸過大的軍衣。他們最難忍受的是戰場上無法買到女人的內褲，軍隊又不發。有些人發誓絕對不要穿著男人內褲死去。

      一位護理偷偷愛上一位軍官，卻不敢讓他知道。軍官後來死了，掩埋他的時候，「我想到他或許知道我愛他，心裡不禁狂喜起來。炮彈在亂飛，他就躺在那裡。於是我走上前，當眾親吻了他。之前我從來沒有親吻過男人，這是我的初吻。」

      戰爭結束後，一位二十歲的女兵說自己「身心俱疲，心理年齡像老太婆」。一位護理兵到跳蚤市場，想賣掉她的軍用大衣；市場中有些失去雙腳的退伍軍人在賣女人胸罩和內褲，有些缺手斷腳的人只是坐在那裡流眼淚，向路人乞討。「我悄悄地離開，沒有賣掉我的大衣。從此再沒去過那個地方。我怕他們認出我來，罵我說：當初為什麼要救活他們！」

      曾有讀者問亞歷塞維奇，是否對訪問稿做了文學加工，否則為何大多數的口述都那樣的美麗，簡直像詩一般。她回答說：「人心中有愛或接近死亡的時候，說的話都很美。我們這些社會主義人不像其他人。我們對英雄和殉道者有獨特的看法，我們和死亡有獨特的關係。」無法否認的是，她將口述釀造成偉大的文學作品，充滿了濃烈的感情和強大的力量。

      甚至她的受訪者對兒童時期的回憶，也都充滿詩意。《最後的證人》（中文版書名為《我還是想你，媽媽》）一書的主題是戰爭在許多兒童心中留下的刻痕：

一位受訪者回憶兒提時期聽到德國軍隊在家鄉的土地行進，皮靴踩在地上發出聲響，「連大地都感覺疼痛。」另一位小女生在父親上戰場前夕，偷看到父親「久久親吻著母親，他從來沒有這樣吻過媽媽。媽媽緊緊抱著爸爸的脖子。爸爸努力掙脫，拚命往外跑」。「整個戰爭期間我都在等待，等戰爭一結束就和爺爺去找媽媽……我已經五十一歲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我還是想念媽媽。」「我錯過了童年時代。它一閃而過。戰爭是我的童年。」「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一個男人，長得很像爸爸。我跟在後面走了很久，爸爸死去的時候我沒看見啊。」戰後「我沒有找到媽媽和爸爸……我在街上看到一位媽媽，將兩個兒子放在雙膝上。我看著，走向前去，向她說：阿姨，請你也把我抱到腿上吧。她嚇呆了。我再一次請求她：阿姨，求求你。」「整個戰爭期間，在找到姊姊之前，媽媽沒有笑過。」「我對死亡一無所知。沒有人來得及向我解釋，我就看到了它。我看到一個被打死的年輕女人，小孩還吸吮著她的乳房。」

      翻閱這些兒童心靈的刻痕，我們都會同意作者在書開頭所引用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如果我們可以構築一個美麗的世界，代價是讓兒童流下一滴眼淚，那也並不值得。

      為什麼那多的苦難，無法轉成為追求自由的動力？亞歷塞維奇沒有提供簡單明瞭的答案，因為答案並不簡單明瞭。讀完她的書，讀者無法不繼續思考這個問題。

「黑暗時刻」的臺灣故事

英國首相邱吉爾 圖片翻自網路

電影「最黑暗的時刻」描述：歷經十多年被嘲笑和排斥的政治邊緣人邱吉爾，在國家最艱難的時刻激勵國人對抗強大的敵人。這個遙遠島國的歷史片段，包含著面對邪惡的勇氣和懦弱，政治領袖的孤寂和榮耀。它在八十年後仍引發另一個島嶼觀眾的共鳴。鄰座的年輕人數度出聲哭泣；有幾次我和他有類似的反應。

邱吉爾接任首相立即面臨艱難的抉擇：求和還是抵抗？求和事實等於投降；雙方軍事力量的懸殊和希特勒的強勢，英國不可能獲得尊嚴的和平。抵抗卻毫無勝算。奧地利被包圍，捷克已經消失，波蘭被擊潰，挪威被侵略，丹麥四小時內被佔領，比利時和法國陸續淪陷。外援呢？蘇聯和希特勒簽訂和平條約，瓜分波蘭。第一次大戰犧牲十五萬人的美國，不願意介入歐洲戰事。軍力弱小的島國，孤單地面對海峽對岸的邪惡軍事帝國。

而困在鄧克爾克海灘上的二十多萬軍隊，幾乎是英國陸軍的全部，隨時可能被輕易殲滅。外相哈利法克斯為首，在內閣中強力要求邱吉爾求和。哈利法克斯一向樂於討好希特勒，不久之前要求參加柏林奧運的英國足球隊，演奏德國國歌的時候行納粹式的敬禮。不過他的思考並沒有錯；抵抗不可能成功，結局只是人民生命和財產的平白損失。

雙方在內閣會議中僵持不下。邱吉爾利用休息時間召集內閣之外的二十多位部會首長，訴諸他們的感情。「如果我們求和，我們將被解除武裝，德國人將接收我們的艦隊，佔領我們的海軍基地。我們將成為奴隸國家，英國政府將成為希特勒的傀儡。」他以這句話結束：「如果我們島嶼的長久歷史無法免於終結，讓我們每一個人倒在地上、躺在自己的血泊中終結它！」邱吉爾的回憶錄說，所有人激動鼓掌。某些出席者的日記卻說，大家「平靜地表示贊同」。無論真相如何，投降求和的聲音從此消散。此後的一年間，將有三萬多名英國男人、婦女、和兒童死於納粹的攻擊。

邱吉爾的修辭能力非常少見。他的演講術並不高明，遠不及他的對手希特勒。可是他的文字卻能激發潛藏的人性。第一次大戰讓英國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人傷亡。二十年後英國人又得忍受更大的災難。邱吉爾的語言在這個痛苦時刻，持續鼓舞著人民。觀念史大師柏林說，邱吉爾只用幾個簡單詞句，就鼓舞了整個民族。「他強烈地美化了他的國人，不過國人卻因此而提升至他的理想，也用他看視國人的相同眼光來看視自己。」

政治說服的要件不是美麗的辭藻，而是「真實性」：話語表達內心的信念，並且和訴說者的人格高度一致。邱吉爾是英國抵抗納粹的象徵。他語言的激勵力量，來自他長久堅持的立場。也因為這樣的立場，他被主流政治和社會所排斥。邱吉爾曾經受邀到牛津大學演講，當他提到對英國安全的憂慮，引起滿堂的嘲笑。他於1900年25歲的時候進入國會，35歲當內政部長，當時已經是具有四十年政治資歷的元老。可是卻一直被邊緣化。小說家毛姆甚至說，最好把邱吉爾槍斃或絞死。

當時英國主流社會因為恐共而傾向希特勒。希特勒於1936年違反凡爾賽和約，揮軍進入萊茵非軍事區，國王喬治六世召見德國大使說：「我已經告訴首相，如果他宣戰的話我就會退位。你們不用擔心，不會有戰爭的。」希特勒的野心受到很大的鼓勵，也看清民主國家的軟弱。歷史學大師湯恩比和希特勒見面之後，告訴英國外交部說，德國領袖真心希望和平。即使在「長刀之夜」希特勒殘殺百名政敵之後，權威的《泰唔士報》仍然說，「不論手段如何，希特勒是真心想將革命的激情轉化為保守穩健的建設性力量。」

德國軍事力量強大確為事實。許多英國菁英同意希特勒的看法：英國沒有能力防衛自己。甚至有菁英主張自動解除武裝。臺灣人對此類論調應不陌生。政治菁英的軟弱讓作家喬治･奧威爾忍不住說，「英國的統治階級到底是邪惡還是愚笨，是這個時代最難回答的問題；在某些時刻，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臺灣是新民主國家。我們都在學習當政治人物，也在學習當公民。當政治人物的基本信念和流行的主流價值衝突，他應該見風轉舵、隨波逐流以求發展？還是堅持信念，等待他的時代來臨？可是時代不一定來臨，來了之後也不一定有機會。邱吉爾能接任首相是個意外。國王和張伯倫首相屬意的接班人，都是哈利法克斯。可是後者沒有接受。

邱吉爾能激勵人民、獲得軍事將領信任、政治菁英支持，是因為他堅持自己的立場，勇敢說出自己的信念，付出十多年寂寞的代價。當國家需要的時候，唯有這樣的人足以動員民族的意志。政治這個行業如果還讓人尊敬，正是因為有像他這樣的人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