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南非的行政首府普力托利亞，一個矮小的黑人教士無畏地向面前五位狀貌威嚴的白人說，「你們白人將聖經帶給我們；現在我們黑人要認真地看待它。我要告訴你們：種族隔離政策，不論你們怎麼稱呼它，都是邪惡的、反基督的、反聖經的。如果有人說我錯了，那我只好燒掉聖經，不再做基督徒。」南非政府派遣這五位白人來調查「教會聯合會」的財務狀況。該會一向反對種族隔離體制，南非政府想用財務缺失的手段來抹黑它的形象。
屠圖是聯合會的秘書長，當時尚未成為主教，也尚未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我要政府現在或永遠知道，我並不怕他們。他們想要護衛根本不可能護衛的體制；所以他們一定會失敗。因為他們和邪惡、不義站在一邊。就像過去許多這類人一樣，尼祿、希特勒、阿敏，他們終將成為歷史的殘渣和灰燼。」如他所預言，種族隔離體制終於成為歷史的灰燼，只是它燒滅了太多的生命和人性，留下太多讓人類為自己感到羞恥的回憶。
屠圖主教和曼德拉是南非社會、或許也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資產。在長達近半世紀的種族隔離體制、以及它帶來的無數暴力、殘殺、和凌虐中，圖屠主教一直是南非社會的良心，同時獲得黑人同胞和白人的尊敬。關於他的故事實在太多。約翰尼斯堡的市長回憶說，有一次示威遊行的時候，幾個白人警察抓住一位黑人牧師野蠻地對他拳打腳踢，鮮血滿地。「我不忍看下去，只好跑開。那不是血肉之軀可以承受的。可是屠圖，我永遠不會忘記，卻跑過去抓住一個警察的手臂，憤怒地對他說，『難道你不知道，你這樣對待的是一個人嗎！』」
有一次黑人族群之間發生流血衝突，屠圖為爭鬥的雙方安排和平會議。當他抵達的時候，發現有一方缺席。圖屠拒絕下車，整整數小時之久他坐在車裡祈禱，也帶領周圍的群眾跟著他祈禱。在巨大的道德壓力下，缺席的一方終於出現。「在往示威遊行或喪禮的途中，他矮小的身軀總是弓在座位上祈禱。可是當車門打開，他走出車外的時候，他忽然變得非常巨大、堅強、比所有人都高大。他所發散的精神和力量，他的聲音、他的魅力使得數千數萬的人願意盲目地跟隨他。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為所有人說話─而且他說出了隱藏在大家內心深處的憂傷。」
一九七七年屠圖主持比科的喪禮，一位被警察凌虐致死的黑人運動思想家，他證道說，「上帝啊，我們到底還能堅持多久？我們的乞求還要多久，一個公正的社會，一個所有黑人和白人可以共同生活的社會？…克魯格先生說他對比科的死亡沒有感覺，他是所有人類中最值得可憐的。當一個人說他對同胞的死亡毫無感覺的時候，他的人性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懇求大家為這塊土地的統治者祈禱，為警察─特別是負責治安和監獄的警察─祈禱，希望他們能認知到他們也是人。我懇求大家為南非的白人祈禱。」
屠圖的道德權威和和解精神，不間斷地影響他的國家。1993年，民主轉型已經開動、卻尚未完成。某一個星期日早上，漢尼，魅力十足的黑人領袖、南非共產黨秘書長，在自家門前被白人射殺。白人政權已經注定垮台，黑人也自信滿滿。這個暗殺事件讓種族衝突一觸即發。漢尼的喪禮也充滿了仇恨、激烈的演講。之後，屠圖站起來了。開始對憤怒的群眾演說。當他結束的時候，卻能帶領在場所有的數千群眾高舉雙手，齊呼，「我們都是上帝的子女，黑人和白人。」
即使不信神的人都會好奇：上帝為什麼選擇這個洗衣婦的兒子，賦予他如此巨大的道德和人性能量？以屠圖主教的聲望，曼德拉選擇他當「真相和解委員會」的主席，並不令人意外。事後發現，也只有屠圖主教所受到的尊敬和支持，足以化解來自所有政治勢力（包括執政的非洲民族議會）的壓力和抵制，也只有他的道德權威足以要求仍然廣受支持的曼德拉前妻溫妮，為謀殺黑人同胞公開道歉和懺悔。可惜溫妮堅不認錯。反對者經常不自覺地內化壓迫者的殘暴和價值觀，實在令人遺憾。
也只有屠圖主教源源不絕的靈性，足以讓委員會的聽證透過電視和報紙，成為全國同胞的靈修所，對過去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做深刻的反省。常常，出席的受害人或家屬在述說被刑求、或檢驗親人殘缺不全的屍首的時候，痛苦得泣不成聲、無以為繼。屠圖總是能找到適時的語言安慰受難者。一次，在痛苦之後的短暫休會結束後，屠圖以獨唱一首歌重新開始聽證會：「我們到底做了什麼？我們到底做了什麼？我們唯一的罪惡，是我們皮膚的顏色…」這是一首黑人運動領袖認為太消極，而加以排斥的歌。不過那天早上屠圖以深沈的歌聲獨唱的時候，全場都掉下了眼淚。許多人在痛苦、失落、和絕望中無法自己。
南非一位白人女記者如此描述，每一天聽證結束後屠圖所主持的記者會。經過四週的採訪之後，記者會已經不再是尋常的記者會。「在聆聽過無數痛苦的聲音和故事之後，記者們懷著迷惘的心、瀕臨哭泣邊緣的眼睛，來到圖屠主教的腳邊。他以一片又一片的希望和人性來愛撫我們。」
真相和解委員會之所以抓住了全世界的目光和想像，部分原因正是屠圖主教的人格和魅力所發揮的作用：真相不只是歷史、和解不只是政治，它們同時也是對罪惡、道德、和人性的反省、安慰、和提昇。
《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是屠圖主教對委員會運作過程的紀錄。民主轉型之後，新的民主政府如何處理過去威權統治的遺產？如何處置眾多摧殘人權和生命的加害者？這是所有新民主政府都面臨的難題。為了對受害者有所交代的正義，為了讓歷史不再重演的民主未來，過去的加害者顯然必須加以處罰。可是如果受害者堅持處罰，加害者就不可能交出權力，和平的民主轉型也不可能。如果加害者和被害者是以種族或族群為分界線，追究加害者更會引起社會的分裂和衝突。處於這種兩難，真相與和解被視為是從威權過去通往民主未來的唯一橋樑。全世界已經大約有二十個新民主國家採用了類似的策略。南非的委員會並非最早，可是卻最受世界矚目。
可是真相和解委員會並非只是政治兩難的權宜措施。它部分反映黑人運動中一直存在的和解精神。早在黑人尚未取得最終勝利的階段中，部分黑人領袖就已經懷著和解的精神。一九八九年，曼德拉在獄中秘密和白人政權談判讓幾位無期徒刑的同志獲釋。（曼德拉就像一位船長，永遠最後離開危難。）在獲釋的記者會上，一位興奮的記者提問說，「黑人政府是不是很快就要到來？」年老的席蘇魯回答，「我們一生的信念是，終究會出現一個包括黑人的政府。我們不是追求一個黑人的政府，我們是在追求一個黑人可以當總統，白人也可以當總統的民主體制，一個不是用膚色來評價人的制度。」
在長久的壓迫中，許多白人勇敢地為黑人權利奮鬥，也讓和解精神在黑人運動中免於被極端派所壓制。去年筆者和同事在普力托里亞拜訪的沙克士大法官就是其中之一。他當律師的時候因為同情黑人，而遭特務以郵包炸彈齊肩炸斷手臂。屠圖主教曾經回憶，他小時候和母親在路上遇見賀德斯頓主教（後來成為「世界反種族隔離組織」主席的一位傳奇人物），主教竟然向他貧窮的母親脫帽致意，讓他認知到並不是所有的白人都是壞人。而長久以來，黑人也不吝於對支持他們的白人付出敬意。一九八六年，種族衝突最為慘烈的年代，開普省議會一位經常照顧黑人受難者家屬的白人女議員車禍喪生。她並非烈士，可是出殯那天卻有兩萬多名黑人參加她的喪禮。
真相和解委員會同時也反映圖屠主教對苦難的哲學觀點。真相與和解對受害人和加害人都是必要的。受害人透過真相的陳述，得以撫平創傷；透過寬恕，得以突破痛苦的禁錮。而加害者透過罪行真相的交代和懺悔，得以洗濯他們的罪惡。這是一個理想。委員會這方面的目標雖然沒有完全成功，可是它對受難者的治療效果，它所引起的全社會對歷史的反省，卻不容忽視。
關於真相調解委員會的著作不少。屠圖主教的書以上述的哲學為基礎，描述了委員會的運作和背景，也將讀者帶進那段令全人類傷痛的歷史。讀者將很難忘懷其中一個故事：一位女性受難者的屍體被挖出來的時候，赤裸的遺骸上腰間綁著一小塊塑膠布。想像，在某一個密閉的小房間裡，一個年輕美麗的生命如何全身赤裸地忍受身軀的野蠻傷害和侮辱；忍受著疼痛、恐怖、和無助，她如何辛苦地試圖保護她最起碼的尊嚴。
透過南非人的痛苦和罪惡，本書讓讀者警覺種族歧視，一個毫無道理的偏見，如何讓那塊美麗的土地成為地獄。它也讓讀者反省，沒有限制的政治權力可以帶來如何恐怖的後果。中文版較令人遺憾的是，台灣的出版社向來喜歡找不相干的知名人士寫序，以培養讀者的耐心和寬容。本書亦不免俗；三位作序者中有兩位其經歷、思想、與文字，和本書實在太格格不入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