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維特中學到的是憂鬱和陰暗。可是普魯塔克卻教導我高遠的思想；他將我提升，超越我原先的可悲境界，讓我仰慕及喜愛那些逝去年代的英雄們…我讀到這些投身公共事務的人，他們如何治理、或屠殺他們的族人。閱讀普魯塔克，我的心中湧起追求美德的最大熱情、以及對邪惡的無限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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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ius Mestrius Plutarc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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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普魯塔克的喜愛和盧梭一起成長。盧梭大約四十歲時候寫的一篇短文中，用蘇格拉底和普魯塔克筆下的卡托為模範。 「如果你是一個哲學家，就應該活得像蘇格拉底；而如果你只是一個政治家，那就活得像卡托。…全世界沒有人其死亡比蘇格拉底之死，其生命比卡托之生，更為高尚。…如果一個民族想要追求智慧和快樂，就必須讓蘇格拉底教育，而讓卡托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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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el de Montaigne |
盧梭和蒙田喜歡閱讀普魯塔克並非特例。法國啟蒙時期許多民主進步派知識份子也都喜愛他的作品。被羅伯斯比送上斷頭臺的侯蘭夫人，只帶兩本書到巴斯底監獄：休姆的《大不列顛歷史》和普魯塔克的《英豪列傳》。處於監獄的可怕情境中，她決心以古代英雄的堅忍來面對考驗。一位友人到監獄探望她的時候，發現她正在閱讀普魯塔克，而閱讀普魯塔克使她即令處於艱困的環境中，「深邃的眼睛仍如往常般甜蜜。」 像許多人一樣，侯蘭夫人對普魯塔克的喜愛來自她對希臘古典的愛好。她最著名的事跡，是在從巴斯底監獄往斷頭臺途中所說的一句話：「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你之名以行。」事實上，侯蘭夫人抵達斷頭臺之後的行為更令人難忘。斬首之前，劊子手先剪掉另一名男性受刑人的長髮。站在斷頭臺上，侯蘭夫人仔細端詳他，然後說：「短髮其實蠻適合你的，因為你的臉型真的非常古典。」 面對死亡，尤其是面對即將身首異處的可怕情境，這是何等灑脫而寧靜的心境。難怪歌德、卡萊爾都對她景仰不已；斯丹達爾說，侯蘭夫人是他「這個世界中最尊敬的女人。」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到美國考察之後所寫的《美國的民主》，是至今被引用最多、啟發最多理論的社會科學經典，甚至有學者認為他是人類史上第一位社會科學家。 托克維爾攜帶於美國旅途中閱讀的書籍包括普魯塔克的作品。他在旅途中給友人的信說，「我很羞愧地承認，以前一直沒有好好地閱讀這本書。如今我發現了它的魅力。它緊緊地抓住我的想像；許多時刻我甚至擔心會變成唐吉柯德式的瘋狂。我整個心為不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主義所填滿…」
貝多芬對民主英雄的期待，或許是來自普魯塔克所描繪的諸多反獨裁的英雄人物。身為普魯塔克的熱愛者，貝多芬在逆境中不免和其所敘述的諸多命運乖舛的英雄產生共鳴。貝多芬在發現耳聾之後不久給好友的一封信中說，「我經常詛咒我的創造者和我的存在。普魯塔克向我指出了一條屈服於命運的途徑。如果可能，我會拒絕服從我的命運，雖然我感覺只要我活著，就會是上帝最不快樂的創造物…。屈服，一個何等可悲的資源。然而這卻是我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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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lph Waldo Emerson |
雪萊夫人、盧梭、蒙田、侯蘭夫人、托克維爾、貝多芬、愛默生，普魯塔克的愛好者名單可以不斷地繼續下去，包括直到逝世之前好幾年都為自己高聲朗讀其作品的歌德。 普魯塔克的魔力到底來自何處？為什麼如此眾多優越的心靈和英雄人物，為這本著作所深深吸引？
普魯塔克於公元40年出生於希臘充滿歷史的小城凱洛尼亞(Chaeronea)，大約死於120年。他父親是當地最富有的人，普魯塔克還很年輕的時候就被他送到雅典的「學院」，專研哲學。其後父親又資助他在羅馬長期居住，希望他能利用父親的社會關係謀得一官半職。可是普魯塔克的心志卻遠高於當一個官員。他雖然博學多聞、關係良好，並且擁有羅馬公民權，可是卻無意於世俗的功名。即使在著作名聞整個羅馬帝國之後，他仍然淡泊如故。普魯塔克在當時以及後來的聲望，或可用一句話來形容：「如果雅典是全世界的學校，普魯塔克的作品就是其最受歡迎的教科書。」
他酷愛旅行、廣為遊歷，除了希臘全境之外，他到過埃及、西班牙、羅馬和義大利各地。可是大部分的時間都居住在他的小城故鄉，從事寫作，和違抗父母意志而結婚的太太生活在一起。他的故鄉並不在交通要道上，來自羅馬帝國各地的仰慕者必須繞遠路才得拜訪他。而即使費力抵達他居住的小城，也不一定見得到主人，因為普魯塔克經常必須花掉一整天的時間，騎馬到二十多英里外的城市，在神廟中承擔祭司的工作；有時候在當地過夜。
普魯塔克不只擔任祭司，也經常承擔檢查磁磚、監督水泥和石頭運送的工作。目睹整個羅馬世界最著名的學者做這些低賤的工作，許多人覺得非常有趣，有些人甚至認為有損身份。普魯塔克喜歡以早他數世紀的希臘名將艾帕米農達斯(Epaminondas)的故事，來回答這些好奇和訕笑。艾帕米農達斯曾經領導希臘盟邦，成功擊潰斯巴達的宰制地位；西塞羅讚譽他為「希臘第一人」。這位希臘戰功最輝煌的名將，卻接受政敵為了羞辱他，而交給他的清掃街道和處理垃圾的工作。因為他認為「不是職位證明人的價值，而是人顯示職位的價值。」普魯塔克認為，這個名將「賦予了這個低賤的工作以榮譽和尊嚴。」普魯塔克也用這句話來回答取笑和不解：「我做這些事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我的城市。」 正如他作品中所描繪的諸多英雄人物，他自己也充滿著公共精神，並且身體力行，不以善小而不為。也是這樣寧靜致遠的個性，使他對英雄人物的描繪可以引發人類千年的想像。
普魯塔克的《英豪列傳》原本包括艾帕米農達斯，可惜這部分如今已經散失。我們目前僅能從《英豪列傳》中的「佩洛比達斯」窺見這位英雄的部分面貌。艾帕米農達斯出身貴族之家，卻沒有繼承家產，一生安於貧窮，終生維持從小養成的學術熱衷。他曾經在已經潰敗的戰役中冒死救出佩洛比達斯，兩人因此成為生死之交，同心協力為國家的利益而努力。兩人之間的感情已經達到這樣的境界：他們不但不嫉妒對方的成就和優點，甚至將對方的成就視同己出，因而感到驕傲和快樂。兩人後來共同帶兵擊退強敵斯巴達；可是勝利之後，他們卻同時受到政敵的起訴和審判，因為他們的統帥任期在戰爭期間屆滿，可是卻沒有交出指揮權，而繼續指揮戰爭。佩洛比達斯深感不平和憤怒，可是艾帕米農達斯卻耐心地忍受指控和審判，「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從未怨恨不公正的待遇，因為不公正的待遇適足以表現人的勇氣和度量，是美德的一部份。」
艾帕米農達斯是蒙田心目中三個最偉大的英雄之一（另兩位是蘇格拉底和亞歷山大）。在蒙田筆下，艾帕米農達斯是一個「知道得如此多，卻說得如此少」的謙遜君子。「他的品格和良知超越所有曾經管理公共事務的人。」「古代的人認為，如果我們細心檢閱每一個偉大的領袖，總能在其身上發現某些特殊的品質，讓他們成為典範。可是只有艾帕米農達斯具備了，而且充分地，他們所有的美德和能力。不論是在公共行為或私人生活中，不論是戰爭或和平中，不論是活著還是光榮偉大地死去的時候，他都充分表現了這些美德。」
《英豪列傳》寫於大約西元一世紀；和普魯塔克其他遺留下來的著作一樣，屬於他成熟期和晚年的作品。《英豪列傳》將二十五對希臘和羅馬的偉人並列，做比較敘述和分析。普魯塔克並不認為自己是在寫歷史，甚至不是在寫一般的傳記。在「亞歷山大」的前言中，他說，「正如畫家不理會身體的其他部分，我只關注人類靈魂中的某些標記。」他要呈現的不是偉人的完整面貌，而是其中值得後人效法和警惕之處。對當時希臘和羅馬的歷史學家而言，歷史唯一的功能是提供過去所蘊含的教訓。普魯塔克也認為，傳記書寫的主要任務是顯露對象的品格。他的傳記因此也聚焦於偉人言行中，足以啟發後世的道德內涵。
在雅典偉大政治家「佩里克里斯」傳的前言中，他說，「高貴(道德之美)是一個活躍的吸引力，它能即刻引發積極的衝動。目睹高貴行為的人會因模仿而形塑其人格；單是對高貴行為的歷史知識，就足以誘發果斷的道德選擇。」在「泰摩里昂」傳的前言中，他提到了書寫英雄對他自己所產生的影響。
我撰寫《英豪列傳》開始是為了別人，如今繼續這個工作、倘佯於其中卻給我自己無比的樂趣。這些偉人的美德像是一面鏡子，讓我修正、美化我自己的生命。這個工作帶來的唯一結果就是讓我和這些偉人相處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當我們邀請他們從歷史中訪問我們，我們檢閱他們為何偉大、如何偉大；從他們的行為中我們摘取最重要的、以及最美麗的部分。「啊，除這以外還有什麼事更能令人快樂？」有什麼方法更能有效改進品格？
我撰寫《英豪列傳》開始是為了別人，如今繼續這個工作、倘佯於其中卻給我自己無比的樂趣。這些偉人的美德像是一面鏡子，讓我修正、美化我自己的生命。這個工作帶來的唯一結果就是讓我和這些偉人相處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當我們邀請他們從歷史中訪問我們，我們檢閱他們為何偉大、如何偉大；從他們的行為中我們摘取最重要的、以及最美麗的部分。「啊，除這以外還有什麼事更能令人快樂？」有什麼方法更能有效改進品格？
正是基於認知到偉人傳記對品格的感染力，以及從閱讀中獲得的親身體驗，十八世紀的許多知識份子特別喜愛他的作品。他們相信普魯塔克的作品足以在凡人心中激發英雄式的行為。而十八世紀正是一個動盪的年代；在那樣的年代中，理想主義的改革者經常必須面對政治的橫逆。侯蘭夫人的例子顯示，普魯塔克書中對英雄人物面對逆境的敘述，如何讓十八世紀的改革者在艱難處境中獲得安慰、啟示、和靈感。
十八、九世紀的進步派知識份子特別喜歡的人物是：佛希昂、迪翁、和泰摩里昂。其中泰摩里昂特別獲得他們的仰慕。泰摩里昂曾經在戰場上不顧自己的生命，救出他的哥哥。可是當這位哥哥後來企圖成為獨裁者的時候，泰摩里昂卻毫不猶疑地親手將他殺死。也因為殺死哥哥，母親拒絕和他見面。泰摩里昂因為「親情的斷絕而哀傷不已，情緒紛亂陷入無望的處境，決心要禁絕一切食物，讓生命消失而終結所有的困惑和煩惱。」後來雖然打消了自殺的念頭，卻開始放逐自己，離群索居；其後二十年不過問公共事務。
之後泰摩里昂率領柯林斯軍隊，遠征西西里。擊潰迦太基人在西西里的殖民獨裁政權。解放西西里之後，他重建西西里，給予西西里人民主政體，並且教化當地人民。然後他將家人接到西西里，在當地終老，始終拒絕回到希臘接受更高的榮譽。事業成功之後，泰摩里昂一直保持謙虛的態度。只要有人提起他的功業，他總推說是幸運女神的特別眷顧。他甚至在家裡蓋了一座供奉幸運女神的祠堂。
泰摩里昂為何成為十八、九世紀自由主義者的英雄？第一當然是他的民主主義信念，以及他對獨裁的極端仇視。他可以出生入死，將兄弟從戰場上救回來。可是當兄弟企圖獨裁，他卻毫不猶豫地將他殺死。然而他卻非冷血狂熱的教條主義者。當母親為此不原諒他的時候，他幾乎發狂，試圖自殺，然後自我放逐長達二十年之久。第三，他是經得起考驗的、真誠的民主主義者。當他解放西西里，掌握了絕對的權力之後並沒有成為獨裁者。最後，他謙遜、不居功。功成之後拒絕回希臘接受歡呼與讚頌。對他而言，擊潰獨裁霸權、創建民主體制不過是理念的實踐，再平凡不過。
如果泰摩里昂是進步派心目中的英雄，佛希昂則是保守派的英雄、美德的鏡子。 佛希昂是柏拉圖的學生，從小接受嚴格的學術訓練。他個性溫和，卻勇氣十足。他從不輕易表露感情，也很少輕率發言，不過總是言必有物。他對所有的人都保持適當距離，然而卻不是一個驕傲的人。後來的美國開國元勛華盛頓在這方面幾乎是他的翻版；身為非法叛軍的將領、然後是新生民主共和國的總統，他都刻意創造這些職位的尊崇。佛希昂雖然特意和人保持距離，可是待人其實非常寬大。他經常對陷入困難的政敵，表達善意的情誼。當曾經反對他的人需要他支持的時候，他也不吝於提供支持。佛希昂同時也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有別於其他的政客和野心家，他從不鼓動人民從事征戰。
佛希昂之所以特別獲得保守主義者的崇拜，或許是他從來不盲從群眾、討好群眾。在處理公共事務上，他從不隨便附和人民無知的言論和要求。因此，他經常成為分歧份子。有一次佛希昂在做公共發言的時候，聽眾罕見地熱烈贊同他的意見。他立即轉過頭來問身旁的朋友說，「我剛才是不是說了些蠢話？」他雖然從不媚俗、不討好人民，人民卻照樣尊敬他，四十五次選舉他當將領。
佛希昂的人格和操守聲名遠播，甚至連雅典的敵人都非常尊敬他。雅典被佔領期間，佛希昂經常利用他的聲望代表他的國家向佔領者求情；而佔領者也都樂於送人情給他。亞歷山大就是特別尊敬他的敵國君主之一。亞歷山大好幾次送給他貴重的禮物，都被他退回。亞歷山大因此寫信給佛希昂，抱怨佛希昂不將他當成朋友。亞歷山大有一次甚至送給他一塊領地，他當然也拒絕了。後來佛希昂的政敵鼓動暴民，將他判處死刑。從法庭押返監獄途中，有暴民對他的臉吐口水；他平靜地轉身對押解的衛兵說，「你們應該制止這種沒有禮貌的行為。」
除了這些人格典範吸引後人之外，普魯塔克吸引後代無數知識份子的另一個原因是貫穿其所有著作的公共精神和政治參與。普魯塔克是一個學者，可是卻非學究。他不但不輕忽實際政治，反而認為唯一可以解救國家的是政治參與，當然是以美德為基礎、以共和理念為指引的政治參與。
普魯塔克另一部名著是《道德論文集》。在其中的「論亞歷山大的命運或美德」一文中，他甚至將亞歷山大稱為哲學家，雖然亞歷山大和蘇格拉底一樣沒有任何的著作。亞歷山大為什麼足以稱呼為哲學家？因為哲學家的教訓一般只及於希臘人；亞歷山大卻教導亞洲許多民族學習希臘的文明。「我們之中沒有多少人閱讀柏拉圖的《法律》，可是卻有千萬人使用亞歷山大所制訂的律法，而且繼續使用著。」亞歷山大「在這些地區建立了許多城市，消除了野蠻文化，連其中最卑劣的元素都受其影響。如果哲學家最驕傲的事情，是讓人類品性中最頑劣的元素獲得教化和改變，那麼亞歷山大顯然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 身為希臘人，普魯塔克堅守著希臘精神中公共參與的傳統。對他而言，解釋這個世界雖然重要，改變這個世界卻似乎更為重要；探討人生的意義雖然重要，可是讓人民安享快樂的生活更為重要。
普魯塔克對美德似乎有相同的看法。雖然《英豪列傳》描繪了許多英雄人物的操守和美德，可是在他心目中，美德似乎不只是個人的品格和德行，而是正確的政治行動。在小卡托的傳記中，他以責備的口吻評論小卡托為了個人操守和信譽，拒絕和龐貝政治聯姻，而導致了凱撒的興起、共和體制之崩潰。
小卡托在私德上幾乎是一個完人。他擇善固執、堅忍不拔。疾惡如仇、對權威毫不屈服。他盡忠職守，管理國庫的時候，帳目清楚，而且永遠最早上班、最晚下班。他生活儉樸，擔任軍事將領的時候，生活待遇和士兵完全相同。可是對待朋友不只金錢極為慷慨，和朋友遠行的時候甚至自己步行讓朋友騎馬。當他將領任期屆滿，走過歡送隊伍的時候，沿途士兵紛紛將衣服脫下，放在他的腳前，並親吻他的手；這是羅馬軍人所能表達的最高敬意。
他的德行和聲望，讓他成為羅馬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許多野心家都試圖討好他，希望獲得他的支持。龐貝是其中之一。當時小卡托有兩個適婚的姪女（一說是女兒）。龐貝向他提出聯姻的要求，希望迎娶其中之一，另一則許配給他兒子。小卡托斷然拒絕，向媒人說：「你去告訴龐貝，沒有人可以經由女人的寢室收服卡托。」女眷們對卡托的拒絕非常失望。後來龐貝在選舉中用金錢買票幫助他的同黨，卡托對女眷說，當初如果和龐貝聯姻，她們的名譽難免受到污染。女眷們這時也都同意，小卡托拒絕龐貝的提親乃是正確的決定。
可是普魯塔克卻不認為小卡托的決定正確。他說，「如果我們從事件本身來評斷，卡托拒絕這項政治聯姻頗值得責難。因為他的拒絕，使龐貝聯姻的對象為凱撒取代。而凱撒的權力和龐貝結合的結果，終於摧毀了羅馬帝國，以及它的共和體制。」 普魯塔克認為小卡托的美德不合時宜，「就像季節未屆之前就成熟的水果一樣，只能鑑賞卻不堪食用。…雖然有過艱苦的奮鬥，他的勇氣和美德最終還是讓命運摧毀了共和國。而他自己終究也無法避免毀滅的厄運。」 凱撒成為獨裁者之後，小卡托逃至北非的尤提卡。當凱撒的大軍逼近城市，他仍然拒絕凱撒的招降。自殺那個晚上他照舊宴請賓客，然後閱讀《斐多篇》；柏拉圖在其中記載了，蘇格拉底死前和學生討論肉體死亡之後靈魂不朽的問題。讀完大半之後，他上床呼呼大睡，鼾聲如往常般大作。他在清晨起床，確定所有跟他逃難的人都已經安全離開之後，用配劍切開自己的肚子。他的兒子發現昏倒在血泊中的父親，趕忙召喚醫生將父親露出體外的腸子塞回去，然後將傷口縫合。小卡托甦醒之後，趁眾人不注意又拆開肚子上的縫線，將腸子掏出來。這次他終於成功自盡。
然而，普魯塔克在《英豪列傳》中對公益與私德之間的衝突和道德兩難，並無太多的討論。他更為注重的倫理難題，也是足以讓後世政治家所警惕的問題比較是：造就偉大政治人物的相同力量，如何至終也毀滅了政治人物。我們在《英豪列傳》中看到太多例子，而普魯塔克在敘述這些例子的時候，也常不厭煩地重複指出：政治領袖如何為造就其偉大的相同力量所毀滅。這個力量就是對榮耀的強烈渴求。這個對榮耀的企圖心和熱望，經常推動政治人物從事偉大的行為，成就偉大的事業。可是他們也經常因缺乏節制地追求榮耀而毀滅。
榮耀是希臘羅馬古代世界中，至少就貴族階級而言，最重要的人生目標、社會資源、和政治影響力的來源。「從阿基理斯到…帝國的結束，軍人和將軍為它發動戰爭，政治參與者為它目眩神迷，演說家為它而修辭，歷史家為它而撰述，詩人為它而歌詠。」在古代人的心中，所有的社會資源和政治權力，似乎都被轉化為榮耀這個共同的貨幣。在這個時代中，榮耀幾乎是人類動機和體制的根源。 古代世界的貴族階級對榮耀的執迷，在當時並非沒有受到質疑和批判。對主流文化的批判來自兩個思潮：斯多噶哲學和基督教。哲學家試圖否定榮耀對人生的重要性，指出其虛幻、空洞、和無意義。可是其哲學成就卻為他們帶來名聲和榮耀；因此也招致偽善之譏。基督教則試圖以上帝的榮耀取代塵世的光輝。 然而人畢竟生活在塵世。
普魯塔克並不否定主流文化對榮耀的渴望，因為這是人性的一部份，而且是重要的部分。雖然人對榮耀的追求經常成為無意義的虛榮，甚至導致毀滅，然而也是成就高貴行為的重要動機之一。他不是在講童話故事，而是在敘述現實的人在現實的世界中的所能成就的最大可能性，以及他們的試煉、和毀滅。人或英雄人物的心中，不可能沒有自我，只有公共福祉。普魯塔克所理解的政治世界中，對榮耀的追求和野心是政治活動最基本、最原始的動力。沒有這樣的企圖心和渴望，就不可能有政治參與，不可能有偉大的英雄行為。然而，同樣的動力卻也經常摧毀一個政治人物和英雄。因此，重要的是知道在什麼時候、何種狀況下，政治人物應該停止、壓抑、或轉化追求榮耀的野心，以免於毀滅。這裡我們聯想到美國的經典文學名著《國王的人馬》 ：推動平凡人擊潰宰制政治勢力、成為政治領袖的相同力量，至終也毀滅了自己以及身邊許多善良的人。只是在這個故事中，這個力量是小人物心中強悍不羈的內在力量。
在載於《道德論文集》中的「政治家守則」中，普魯塔克清楚地指出追求榮耀的動力對政治參與的重要性，同時也討論了榮耀的內涵。這篇文章寫於晚年，主要的內容是以《英豪列傳》中的許多人物為例，向一位有志於政治的年輕人提供建言。他所提供的建議鉅細靡遺，甚至包括公共演說的要領、如何選擇政治上的庇護人等。他也建議政治人物，不要追求過多職位以免讓人民對他感到疲乏。而當沒有職位的時候，「政治人物應該將人民視為他的愛人，設法讓人民因他不在而思慕他。…即使不在，政治人物也應隨時注意並了解所有事態的發展。」對於政治人物如何處理朋友關係，普魯塔克也提出建議。他認為，政治人物不應該像克里昂那樣，為了避免麻煩而特意不和朋友來往，因為「朋友是政治家有生命的思考工具。」可是擁有權力和資源的政治人物也經常會受朋友請託，要求恩惠。普魯塔克認為，他應該回報朋友的要求，不過卻必須在政治、法律、和合宜的範圍內。然而政治人物也必須對朋友的行為保持高度警戒，否則就會像梭倫一樣為朋友所害。
「政治家守則」這篇文章對未來政治家最重要的建議，還是關於如何成為一個好的政治人物。普魯塔克認為，好的政治人物必須具備三個條件。這三個條件的內涵充分顯示，普魯塔克的共和主義公共精神。其中一個條件是，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為公共利益而放下私人利害。政治免不了爭議和敵對，可是真正的政治家知道何時應該為國家公益而放棄政治差異。「我恨他，我想傷害他，不過我更愛我的國家。」「一個人不應該將公民同胞視為敵人；對持有不同立場的人，我們不應以憤怒和粗魯加以對待；我們應訴求其更善良的情感。」優良政治人物的第二項條件是，對公共利益不計毀謗的積極投入。「在政治衝突中袖手旁觀，保持自己羽毛之潔淨，頌揚自己的無欲和無憂生活，這些都是錯誤的。…當然，最好是防微杜漸，在衝突出現之前即加以防止。這是政治藝術中最偉大、最高尚的部分。」
優良政治家的第三個要件則是，以正確的動機參與政治。這是三個條件中最重要者，因為「政治活動的首要條件在於，參與的動機具有堅實的基礎。政治參與的動機必須以判斷和理智為基礎，而不是來自虛榮、或鬥爭的激動情緒，或甚至只是因為無法選擇其他的職業。」。「最為錯誤的參與動力是，突然的情感衝動。」而理智的判斷和選擇之基礎又是什麼呢？普魯塔克認為，唯一正確的、可持久的、理智的政治參與動機，是個人對榮譽的追求。然而弔詭的是，這項政治參與唯一堅實的動機又經常摧毀一個政治人物。解決此種「辯證關係」的唯一方式，是隨時謹慎地分辨、反省榮譽和虛榮的差別。「你政治行動的唯一目標是榮譽。」然而對榮譽的愛好同時也是一個政治瘟疫…有時候群眾的喜好和崇拜如海浪般席捲而來，讓政治人物無法想像，也無法自持。柏拉圖說，年輕人應該從小就讓他們知道，不應該穿金戴銀，或將金銀視為私人的財物，因為靈魂裡的金子才是最重要的。我們也應該用這個原則來控制我們對榮耀的追求。
真正的榮耀來自成就；榮耀只是成就的副產品，「是成就的象徵，而非成就的獎金。」權力和地位不會自動產生榮耀，「真正的榮耀來自人民自願的懷念，是絕對不可能被政治領袖所玷污的。」 追求沒有真實成就的榮耀，只是對虛榮的愛慕。普魯塔克知道，追求榮耀是基本的人性，也是推動人參與政治、獲取權力和地位最重要的動機。人類社會的許多領域中，政治的、學術的、文化的，權力和地位都為個人帶來榮耀。可是沒有真實成就的榮耀，只會令人鄙視。更嚴重的是，普魯塔克以許多政治領袖（如凱撒）的例子指出，過度熱烈追求超過成就的榮耀、權力、和地位，必將毀滅一個政治領袖。「是什麼驅使凱撒，和他的國家，走向毀滅的命運？是榮耀、是野心、是對聲名毫無節制的追求。」
真正的榮耀來自成就；榮耀只是成就的副產品，「是成就的象徵，而非成就的獎金。」權力和地位不會自動產生榮耀，「真正的榮耀來自人民自願的懷念，是絕對不可能被政治領袖所玷污的。」 追求沒有真實成就的榮耀，只是對虛榮的愛慕。普魯塔克知道，追求榮耀是基本的人性，也是推動人參與政治、獲取權力和地位最重要的動機。人類社會的許多領域中，政治的、學術的、文化的，權力和地位都為個人帶來榮耀。可是沒有真實成就的榮耀，只會令人鄙視。更嚴重的是，普魯塔克以許多政治領袖（如凱撒）的例子指出，過度熱烈追求超過成就的榮耀、權力、和地位，必將毀滅一個政治領袖。「是什麼驅使凱撒，和他的國家，走向毀滅的命運？是榮耀、是野心、是對聲名毫無節制的追求。」
這正是普魯塔克所要傳播的理念之一。人性同時由理性和非理性的成分構成。非理性的部分包括對榮耀、正義、野心等的激情。激情不只是人性，甚至是生命的必要元素。追求榮譽不只是人性，甚至是公共利益和英雄行為的動力。我們不應壓抑激情，或譴責激情。沒有激情的人生，確實乏味。沒有追求榮耀的動力，將沒有值得景仰的領袖，剩下的只是政治算計。然而人性中的理性和非理性部分經常是衝突的。創造榮耀和偉大成就的激情卻也帶來毀滅，政治領袖的毀滅、共和國的毀滅。普魯塔克指出，亞歷山大追求榮譽的激情推動他征服了世界；同樣的激情讓他殺死了最好的朋友和部將。激情的必要性、以及它和理性的必然衝突，是普魯塔克美德觀的特點。他對政治人物的描繪因此也特別注重英雄人物如何成功地節制其激情，以及節制的失敗如何導致另外一些人的滅亡。 因此，政治人物必要的基礎訓練不是壓抑自我，而是將追求榮耀的激情建立在實質的成就上，同時隨時讓理性節制過度的激情。
對個人榮譽和榮耀的追求，是希臘羅馬時代的普遍執迷，甚至是那個時代權力來源、體制運作的基礎之一。普魯塔克希望傳達的訊息、引導的方向，是讓榮耀的追求和對人類的實質貢獻相結合。不譴責個人野心，相反地，鼓勵個人的野心並且將它和公共利益結合，將個人野心視為成就公共利益的基本動力，這樣的想法後來不斷出現。美國開國元勳、制憲思想家、《聯邦論》的主要作者漢米爾頓說，「獲得報酬的慾望是人類最強烈的行為動機…引發對人類有所貢獻的行為的最佳方式，是讓它和個人的利益一致。對名聲的愛好是高貴心靈中最強烈的激情(ruling passion)；它可以促使人為公共利益而計畫、實行艱困的工作。」 漢米爾頓和傑佛遜、亞當斯等人最大的不同，也在於他將共和國的未來建立在政治人物的私人野心上，而非他們的公民德行上。漢米爾頓的理念或許是他自己心志的反映。在辭掉財政部長回紐約當律師之後，朋友邀約合夥投資土地。雖然一切合法、而且完全保密，漢米爾頓還是堅定地拒絕了。「因為我的『虛榮』告訴我，我必須做一個為公共利益而犧牲私利的『公共笨蛋』，以便讓自己處在可以為國家提供服務的最佳狀況。」雖然離開公職，追求榮譽和名聲的激情仍然讓他的目光停留在不同的高度。
追求榮耀的野心是政治人物的動力。而政治領袖、或英雄的特質，是有意識地將榮耀建立於實質的貢獻上。喬治‧華盛頓從年輕時期就充滿野心，一直想盡辦法要出人頭地。可是當他逐漸成熟，卻也逐漸自覺，試圖將今生和後世的名望，建立在正直的品格和美德上。當獨立戰爭獲得勝利之後，他的軍事將領試圖用軍事力量干政，他除了用人格權威制服他們之外，用以說服的最大理由是「為後代建立光榮的榜樣」。 林肯同樣野心勃勃，也同樣企圖將野心建立在實質的貢獻上。他曾經在雜記中如此審閱自己追求榮耀的野心：我在二十二年前認識道格拉斯法官。當時我們同樣年輕…甚至在那個時候，我們都已經同樣地野心勃勃。我的野心賽跑是一項失敗，完全的失敗。他則是輝煌的成功。他的聲名傳遍全國，甚至遠播國外。我不會排斥他所達到的高度名望。如果我有一天達到那樣的高度，必然是因為我族之中的被壓迫者和我分享相同的上升。我寧願站在那樣的名望中，也不願頭頂任何國王擁有過的最炫麗王冠。道格拉斯是現任參議員，林肯當時或許還不知道兩年後會挑戰他的職位，失敗之後兩年再度和他競爭總統的職位。林肯確實渴求名望和榮耀，然而卻是經由自己所設定的途徑：解放被壓迫者，對人類做出實質的貢獻。將名望和榮耀建立於實質的基礎上，這是普魯塔克、漢米爾頓、林肯、以及許多政治領袖共同的想法。
近代閱讀普魯塔克的熱潮始於啟蒙時期，終於十九世紀。《英豪列傳》就像一個窗口，讓啟蒙時期的知識份子窺見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社會生活和政治世界。而普魯塔克所生動描繪的人物和英雄，其勇敢的獨特行徑，其高遠的心志和公共精神，以及其中某些人的悲劇性毀滅，都給啟蒙時期具有公共關懷的知識份子甚大的吸引力。然而隨著時代的進展，普魯塔克逐漸為人所忽略、甚至遺忘。
現代人不再閱讀普魯塔克，大約有幾個原因。首先，普魯塔克和其他古代歷史學者一樣，他的政治人物傳記很少描繪個人生命歷程中所形塑的獨特性格和心理特徵。他們大多將其主角鑲嵌入固定的品格類型框架中，以凸顯其道德教訓和倫理啟示。 試圖以傳記眼光來閱讀《英豪列傳》的現代讀者確實會因此感到失望。正如普魯塔克所自述，他的主要目標是呈現英雄的個性模型。他對英雄人物的描繪因此也顯得平面、甚至浮面。他的英雄大體而言，都為了公共利益而犧牲個人福祉、甚至生命；他們也多是虛懷若谷的謙沖君子。他們固然追求成就和榮耀，可是也有高超的自我節制能力。這和現代讀者對英雄人物的想像顯然有巨大差距。現代讀者期待英雄人物的傳記能夠刻畫人性的縱深，包括內心的衝突和掙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風行一時的卡萊爾《英雄與英雄崇拜》，其中的英雄人物就和普魯塔克的英雄典型有巨大的差別。卡萊爾的英雄們「不高尚、不寧靜、不自制，而是精力旺盛、狂野，甚至不太道德」。
普魯塔克不再受現代讀者喜愛的另一個原因，或許是政治的不正確。我們活在民主的光輝時代；而民主就是人民作主。一般人相信，在民主時代中只有人民才能夠、才應該對國家的發展有關鍵性的影響。討論政治菁英的品質和品格、他們的公共精神，實在不符合這個時代的基本精神。如果民主是人民作主，則人民的素質顯然才是決定民主品質的重要因素。討論政治菁英和政治領導不論在道德上、情感上、政治上都不符合民主精神。道德上，強調政治菁英的公共精神，期待他們將公共利益作為追求榮耀的動力，不符合「權力使人腐化」的訓戒。情感上，強調政治領導的重要功能貶低了人民做為主人的身份和角色。政治上，討論政治領導的重要性乃是保守主義的偽裝武器。
然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政治領袖對民族發展的重要性，尤其當我們有了腐化的、或無能的國家領導人的時候。民主國家的人民對政治領袖因此經常是愛恨交加。有時候我們期待政治領袖強勢領導，可是又擔心因此讓人民成為弱勢。有時候我們期待政治領袖開創局面、領導人民克服國家發展的困境，有時候卻又希望政治領袖遵循人民的意志。雖然愛恨交加，可是對政治領袖的基調是負面的，對權力是懷疑的。
事實上，近代世界的許多民主思想家和民主主義者，都強調政治領袖對民主、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社會科學祖師輩的韋伯，或許是最著名的例子。他的「政治作為一項志業」發表以來，將近一個世紀不斷被閱讀。 韋伯在該文中指出，「為政治而活」的政治人物，必須具備某些內在的精神條件：對內心召喚的熱情、對政治後果的責任、以及對政治的良好判斷。他同時也提醒政治人物，享用權力和參與歷史過程固然帶來快樂，可是也經常淪落到為權力而權力、為虛榮而權力的可悲情境。身為自由民主主義者，韋伯更在「德國國會與政府」的長文中，深入探討了為俾斯麥主義所宰制的國會、政府、和官僚體制，如何阻礙、扼殺政治領導的出現。 而優秀的、開創性政治領導，正是德國民族提升的必要條件；熱情的德國民族主義者韋伯這樣認為。
韋伯並非特例。同樣是民主主義者，而且曾經在動亂時代中親身參與政治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一封給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好友約翰‧密爾的信中，提到了政治領導對國家存亡的影響。托克維爾在信中讚揚密爾敢於提出「代理」(delegation)和「代表」(representation)的分辨，這個以現代的語言來說相當政治不正確的議題。
我親愛的密爾，你所觸及的問題實在至為重要─至少我強烈地如此認為。對擁護民主政治的人來說，重要的不是設計一套治理人民的方式，而是選擇有能力治理人民的人，然後賦予他們足夠的額外權力，在通盤的事項、而非瑣碎的執行細節上指引人民。這才是問題之所在。我完全相信，現代國家的命運繫於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特別是在民主的初生階段中，政治領導對民主體制的存亡、或健全發展，有相當重要的影響。美國傑出的社會、政治學者李普賽，曾以當代政治學對民主政體崩潰的知識為基礎，分析華盛頓對美國新生民主體制之生存所不可或缺的貢獻。 他的評論似乎在回應托克維爾的擔憂。
我親愛的密爾，你所觸及的問題實在至為重要─至少我強烈地如此認為。對擁護民主政治的人來說，重要的不是設計一套治理人民的方式，而是選擇有能力治理人民的人，然後賦予他們足夠的額外權力，在通盤的事項、而非瑣碎的執行細節上指引人民。這才是問題之所在。我完全相信，現代國家的命運繫於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特別是在民主的初生階段中，政治領導對民主體制的存亡、或健全發展，有相當重要的影響。美國傑出的社會、政治學者李普賽，曾以當代政治學對民主政體崩潰的知識為基礎，分析華盛頓對美國新生民主體制之生存所不可或缺的貢獻。 他的評論似乎在回應托克維爾的擔憂。
承認領導人的重要性，要求他們具有某種品質和品格，當然不表示必須對政治領導人加以盲從或崇拜。終生近身觀察美國政治、甚至曾經參與政府的歷史學者史列辛格，或許是最無保留承認政治領袖之重要性的學者。他以這樣的問題提出政治領袖對歷史之影響：如果邱吉爾1931年在紐約過馬路的時候，因看錯邊而被車撞死，而非只是撞傷，張伯倫後來可能喚起全英國人民的士氣、勇氣、和意志抵抗希特勒嗎？如果希特勒在第一次大戰死於西部戰線的壕溝中，而非倖存；如果列寧1895年在西伯利亞因為傷寒死亡，而非痊癒，二十世紀將是何種不同的面貌？ 確實，如果不是列寧，布爾雪維克將無法掌權、荼毒奴役人類半個世紀；雖然共黨政權垮台已超過二十年，俄國人民至今仍然深受其害。因為列寧，布爾雪維克才停止支持接替沙皇政權的克倫斯基自由派政府，也才和其他左派政黨劃清界限；因為列寧，布爾雪維克才能在革命之前的社會騷動中，免於因冒進路線而被摧毀；也因為列寧，當適當的時機來到，布爾雪維克才大膽前進製造革命。在這些關鍵性的轉折中，列寧起初都是少數派，他堅強的意志力、行動力、分析和說服能力，終讓他的主張得勝。
奴役人類的是政治領袖，提升人類心靈的也是政治領袖。無論是好是壞，政治領袖對人類的影響無可置疑。然而政治領袖也是人，穿褲子的時候也必須抬起一隻腳。「任何政治領袖都可能墮落；我們必須不斷地提醒所有的政治領袖。毫不質疑的順從只會腐化政治領袖，而且也作賤了人民自己…對政治領袖不恭或許會激怒他們，然而卻是政治領袖的救贖。」 新興民主國家的問題或許是，知識份子認為權力必然邪惡、也必定腐化；而一般人又過於盲目擁戴他們的領袖，即使當領袖無可置疑地貪污和腐化。
政治學界對政治菁英和政治領導並非毫無關切，可是相較於我們對一般公民的政治態度、政治行為的研究，卻遠不成比例。我們研究一般公民政治態度、政黨認同的形成、政治參與的可能性、和參與的結構性限制等，可是對政治人物的生活和工作，卻只給予勉強的關注。我們憂慮公民品質的下降（包括政治冷漠、低度參與、社會資本的淪喪等），可是我們對政治菁英素質的變化不聞不問。然而我們知道，政治宇宙是由一般公民和政治菁英共同組成。即使擱置何者對國家社會發展有較大影響力這個難解的議題，如果不了解政治人物的品格、理念、和素質，我們對政治世界的理解將有嚴重的缺陷，或甚至產生極大的誤解。如果我們的目標在於解釋某些重要的政治現象為何發生、或不發生，我們顯然無法忽略專業政治人物在其中的作用。
在研究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治理」上，我們比較關心民主公民的養成，卻忽略了甚至更為重要的職業政治人物。我們對民主公民有許多期待，我們期待他們具有政治容忍、具有多元文化觀、依照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投票，我們甚至期待他們參與社會組織和公共事務。可是對政治人物卻很少發出類似的期許。或許我們認為政治人物都是自私自利的權位追求者，因此不值得研究，也不值得期許。而政治人物對自己或許也沒有這樣的期許。在民主時代中，政治已經成為各式各樣的人都有資格參與的行業。正如企業家追求利潤、或利益的極大化，政治人物追求權位、或選票的極大化。正如企業家為了利潤，產品必須為消費者購買，政治人物為了獲得及保持權位，政策或發言必須為選民接受。然而人類社會的許多行業，如教育、醫療、司法等，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或至少我們賦予它們的意義和價值，並非來自單純的交換關係。政治正是這樣一個行業。如果期許公民以公共利益來做投票選擇和政治參與，並非不切實際，那麼期許政治人物以公共利益做為追求榮耀的動機，說不定也非幻想。普魯塔克所描繪的英雄們或許太過極端（不過，這也是英雄之所以為英雄的標記）。可是他所欲彰顯的這個行業的基本精神，卻是永恆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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