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重回「見證民主」的看板，我想起另外一羣見證民主的人：從宜蘭到屏東，我遇見的許多黨外運動的志工。他們來自社會底層，在現實生活的壓力和折磨下，仍然無怨尤地為黨外人士搭講台、發傳單。我和他們使用幾乎完全不同的語言，可是卻編織相同的民主夢想。
在一般人心目中，他們都是曾經「見證民主」的人。可是即將在講台上出現的這些人呢？主人王金平立法院長是典型的地方政治人物，為人處事圓熟。美國政治所說的「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很適合描述他。主持人遠見雜誌的高希均先生，一直是專業媒體人。兩位先生都是民主化歷程的旁觀者。講者郝柏村先生，則是獨裁者蔣經國的親信，威權體制中的最高軍事領導人。見證民主，更少人會想到他。
不過，或許我們都錯了。或許他們有我們所不知道的秘辛。或許他們曾經見證過不為外人所知的民主歷程。期待這種可能性，令人興奮。
可是郝先生的演講卻從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然後談到中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的時間比分久；戒嚴是為了社會安定。我回到了服役時代的莒光日教學。我無法集中精神。
於是我想到，郝先生當行政院長的時候，知識界發動「反軍人干政」抗議和示威遊行。澄社的朋友們也共同撰寫《郝語錄》聲援。當時還是學者的朱敬一在編者感言中說，「郝柏村這個『人』事實上已經成為台灣政治民主化這件『事』最大的障礙。儘管我們對郝柏村這位歷史邊緣人物的胡言亂語完全沒有興趣，我們也不得不正視郝柏村一人抗拒台灣民主洪流的現實與問題。」
書中指出的具體例子是，郝柏村先生當行政院長的時候，在大學教授和校長的座談會中表示，「懲治叛亂條例」的廢止，不表示台獨無罪。他主張，刑法仍應訂定內亂罪的條文，以維護國家安全。後來民進黨通過「台獨條款」，郝柏村行政院長在國民黨中常會中發言，主張「政府不只要加以嚴辦，而且要快辦。」
不過，說不定澄社的朋友們都錯了。會不會只因為強烈的中國認同，讓他暫時丟棄民主價值？這個現象並不獨特，有些號稱自由派的學者也有這種傾向。會不會大體而言，郝先生仍然是民主主義者？在民主轉型的關鍵期，因為他在蔣經國身邊，後來又擔任李登輝總統的行政院長，說不定他曾經發揮過關鍵的影響力，守衛了台灣民主？
一定有。否則「民主基金會」為何邀請他演講？而且原先將演講標題訂為「民主制度守衛者」？
王金平院長在朗讀歡迎詞的時候，提到了拉丁美洲的軍人政權。他似乎暗示：台灣民主轉型順利有賴於軍人接受民主體制，而郝柏村將軍則是最有影響力的軍事將領。次日報紙也有評論，提到施明德在獄中寫信給郝柏村，肯定他沒有「以軍隊接管台灣」，因此足可稱為民主的守衛者。
事實上，並非軍人掌握武力，就可以隨意政變。通常是在社會紛亂不堪（如阿根廷）、甚至階級鬥爭和美國鼓勵（如智利）的情況下，社會廣泛發出軍人接管政權、維持社會秩序的呼聲。如果沒有這種情況，軍事政變通常因為缺乏社會支持而失敗，莽動的軍人也以叛國定罪。一般而言，軍人是不會、也不願意干政的。這也是為何第三波民主化的八十多國家中，或有少數軍人因轉型正義而不滿、而莽動（如阿根廷），卻沒有任何國家因為軍事政變而回復威權體制。
不過，或許台灣不一樣。或許台灣的軍事將領特別喜好政治權力、或特別沒有政治感。雖然解嚴由最高領袖蔣經國所啟動，雖然社會非常安定，他們還是不服氣、還是想要政變。於是，郝柏村將軍壓制了他們的莽動。只有這樣，施明德對郝柏村的恭維才有意義。如果只因為握有軍權而不政變就值得恭維，那社會中值得恭維的人就太多了，孔武有力卻不家暴的丈夫、看守金庫卻不偷竊的銀行經理、配戴武器卻不射殺交通違規行人的警察等，太多太多。
可是歷史是這樣嗎？真的有軍人要阻擋民主化，為郝將軍所壓制嗎？我急切想知道答案。
演講結束，主持人介紹郝柏村先生為「民主的守護者」之後，他第一個問題似乎就是在邀請他說明如何守護民主：解嚴之後的政治局勢中，郝先生如何以魄力貫徹政治理念？郝先生的回答是：股市低盪的時候，許多人要求降低證交稅，他堅持不答應。
至此，我再也無法專心。我開始思考整件事情的政治意義。郝先生的演講一開始，就有台大學生舉標語、大聲阻斷演講的進行。標語之一是「郝無恥」。不過，說不定事實和學生的指控相反；郝先生並非無恥。
第三波民主化之後的轉型正義中，一個有趣現象是：在東歐國家中，因反抗暴政而受難的人，對以前的壓迫者通常都懷抱寬容；過去對政治壓迫袖手旁觀的人，反而強烈主張追究、懲罰加害者。許多人的解釋是，這些沒有原則的人利用轉型正義來獵巫、來傷害政治對手。不過，或許有另一種解釋。
雖然政治已經不是一個安身立命的召喚，而只是一個職業生涯，可是從畢生的工作中獲得意義，仍然是人性內在的渴求。如今民主是社會的主流，也成為「城裡唯一的遊戲」；威權體制則成為道德譴責的對象。一生在威權體制中服務的人，內心如何獲得安定？如何和過去的自己和解、消除內在的緊張？
和自己的過去和解，可以有許多方式。東歐的旁觀者以嚴厲譴責加害者，來宣示自己為正義之士。今天的演講會則以另一種方式：創造、或捏造歷史。整個演講會中，從介紹詞、演說詞、到問答，我聽不到任何一個「守護民主制度」的具體事例。「民主」基金會和遠見雜誌，以「民主制度守護者」來定位郝柏村先生，其實是在創造虛構的歷史。
當天在場的監察王建煊院長，則似乎以另一種方式和自己的過去和解：肯定過去、否定今日。「現在的經濟有比過去更好嗎？」遺忘過去的拘禁和刑求，遺忘過去恐怖政治帶給人民的屈辱，遺忘威權體制下的文化禁錮，只記得威權體制唯一的光明面。有時候，和解確實需要遺忘。不過，不需要經濟學家的說明，我們就知道當初亞洲四小龍經濟快速成長的國際環境，以及當今全世界的經濟環境，何其不同。
離開會場，我想到：每一個人都在從事艱苦的戰鬥。命運將我們放在不同的位置，有些我們喜歡，有些我們不喜歡，更多是事後我們才知道不喜歡。每一個人因此經常被迫和自己的過去和解。對於同胞內心的艱苦戰鬥和掙扎，我們或許可以用同情的眼光視之。
不過，事情或許沒有這麼複雜。不像俞大維、孫立人等受過西方教育的軍事將領，郝先生只是一個單純的、傳統的中華民國軍人。他心中只有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沒有民主。因為對民主沒有概念，所以當民主基金會和遠見雜誌邀請他見證民主，並為他虛構「民主制度守護者」的榮耀，他不知道可能引發的社會反應，更不知道對歷史和民主文化可能造成的傷害。如果是這樣，郝柏村其實是這場鬧劇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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