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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委員對政府官員的粗暴令人嘆息,談話節目對政治人物的評論令人驚訝,多年來我們不聞不問。最近清華學生和教育部長對話所使用的語言,卻引起社會廣泛的討論。我們的媒體顯然對權者過於寬容,對學生又過於嚴苛。我們縱容立法委員,因為粗野是其執行職務之所需?還是因為我們更為痛恨政府官員?很多師長聲援學生,因為學生只是粗野政治文化的受害者?還是因為禮節和民主無關, 無禮甚至具有正面的政治功能?
民主生活是否需要禮節?民主政治中人和人應該如何互相對待,是亞里斯多德以來的重要問題。民主政治的本質是競爭和對抗:掌權者和抗議者的對立,異議者、政敵(甚至不同國家認同者)之間的對抗,不同角色(立法者、政府官員、和社會運動者)之間的對話。這些對立、對抗、或對話的進行,是否需要基本的禮節?或者,無禮才能成就健康的、活力的、有實質內涵的對話?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二oo九年受天主教聖母大學之邀,對畢業生演講。因為歐巴馬支持墮胎和幹細胞研究,學校的邀請立即受到校友們抗議。抗議連署在短時間內超過六萬;部分畢業生拒絕參加典禮。歐巴馬在演講途中為喧嘩的抗議打斷:「墮胎是謀殺!停止殘殺小孩!」「噓─」。這些舉動立即引發另一邊學生以歐巴馬的競選口號加以對抗:「對,我們能!」
安撫兩邊的吵鬧對抗之後,歐巴馬在後來的演講中仔細地討論民主和禮節的問題。
我們必須尋找出一個在人類家庭中共同生活的方式。…不幸的是,共同的基礎並不容易獲得。…部分原因來自我們人類的不完美─我們的自私、驕 傲、固執、貪慾、不安全感、和自我。軍人和律師可能都以同樣的熱情愛這個國家,可是對保護人民的具體步驟卻有不同的主張。同性戀和牧師都同樣擔心愛滋病,可是卻無法跨越文化的分野而團結行動。反對幹細胞研究的人是基於生命神聖的可敬信念,可是幼兒糖尿病的父母卻也強烈希望,他們的子女有一天可以無須終生受苦。我們如何解決這些衝突?我們可不可能牽手一起努力?我們的民主活力十足、卻嚴重分歧,身為公民的我們以什麼樣的態度從事活潑的辯論?我們每一個人如何既堅定擁護自己的原則、為自己的信念奮鬥,可是又不魔化那些同樣堅決擁護不同原則的人?
歐巴馬然後引用聖母大學前任校長的話:該大學是燈塔也是交叉路口:「不同的文化、宗教、和信念於此交叉,同時也和友情、禮節、好客、特別是愛共存。」
許多關心民主文化的美國學者都嘗試定義這個難以捉摸的概念。有人認為, 禮節的本質是「犧牲」: 犧牲自己的方便、或克制自己的憤恨及嫌惡,尊重他人為平等的一員,以便和他人共度政治旅途。有人認為,禮節是一種創造互惠和互賴關係的行為。或者,禮節是避免傷害彼此的尊嚴,聯結不同意見公民的凝和劑。禮節也被視同藩籬,正如好圍牆才會有好鄰居,禮節讓人和人之間保持距離,以便可以互相尊重。
因此,禮節和禮貌不同。禮貌是個人的社會規範,如餐桌上的舉止、不探詢他人隱私等。禮節則是對待異議者和敵對者的倫理。媒體以禮貌問題來苛責學生, 是議題的失焦。在政治領域中,部長和學生公民沒有尊卑的問題,正如在知識領域中老師和學生角色或有不同,地位卻完全平等。沒有人有權獲得特別禮貌的對待;所有人都應獲得平等的尊重。
禮節的界線又何在?
這更難回答。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標準。有人認為稱呼對方為騙子或「偽君子」,只是描述事實而非侮辱。雖然界線難以確定,倫理學中的「黃金律」或許值得我們參考:「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論界線何在,一個不在意禮節的社會使人寧願孤獨,不願和同胞互動。正如洛克所說,「沒有人可以生活在一個為相識者、或對話者,不斷討厭、咒罵的社會中。對人的苦難,這真是一個太大的負擔。」
可是政治生活或許有不同的邏輯。馬古塞,六零年代歐美政治騷動中的公共知識份子英雄,認為狂野無禮(如喧嘩打斷別人的演講),如果能提升社會正義 和社會運動的目標,就是合理的行動。無禮是弱者的武器;唯有透過無禮的語言、甚至行動,弱者的訴求才能獲得社會的注意。禮節不只經常掩飾議題,也掩蓋社會衝突。後來的學者附和說,掌權者經常利用禮節來躲避批評,甚至利用它來反擊批評者。「當你和惡棍爭論,有許多比禮節更重要的東西。」「當小孩子餓肚子的時候,沒有理由關心禮節的問題。」重要的不是誰比較有禮節,而是誰獲得勝利。
無禮也能揭示民主的價值。因為「能自由地侮辱政敵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特權。我們或許不喜歡侮辱的言詞,可是我們應該慶幸生活在侮辱政治領袖不會被處罰的國家。」而對於被侮辱的人,無禮也是好的;因為侮辱對掌權者提供了牽制作用。掌權者通常自以為了不起、也高於眾生之上,他們因此自認為有免於被侮辱的特權。美國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的史雷辛格,曾經近距離觀察許多政治領袖。他說,「對政治領袖不恭或許會激怒他們,然而卻是政治領袖的救贖。」 政治領袖喜歡自稱是人民的公僕,但是從他們的生活及工作待遇、以及面對主人的排場看來,這個世界不可能有這樣的主僕關係。偶而讓他們品嚐僕人的滋味, 對他們的靈魂應該是難得的救贖。
以上美國學者為無禮所做的許多辯護,都出現在台灣最近的論述中。然而另一方的論點或許更值得考慮。首先,激烈無禮的語言真的比較有助於改革運動嗎? 它們或許能引發社會關注,卻也經常模糊焦點。有人認為,節制的語言反而讓社會運動者更清楚掌握自己的目標。其次,激烈語言所創造的不是對話的氣氛,而是憤怒和羞恥。在激越語言的籠罩下,對話和溝通完全不可能。如果妥協是民主必要的「惡」,無禮讓妥協更為困難。
金恩和曼德拉獲得社會的廣泛支持、甚至政敵和壓迫者的尊敬,所憑藉的顯然不是激烈的語言,而是禮節、文明的態度。「語言有時召喚出潛藏於我們人性中的天使,有時則顯露我們最低下的本能。」民主社會的本質是多元利益和對立意見的衝突。如果我們無法避免和我們的政敵共同生活,我們只能依賴節制的、禮節的語言和態度,創造同胞的意識,也維繫對「共同社區」的認同。禮節的對話和對待,讓彼此都比較樂意在同一個政治社區中工作。
我們又如何培養這樣的民主文化?
沒有人可以回答。我們只知道,文化的養成很少透過知識,而是經由感染和傳遞。當十多位大學校長排排站,集體接受立法委員的粗魯對待卻毫無抗議,這是對學生最鮮明的身教:人格尊嚴不重要。既然尊嚴不重要,在政治對話中顯然也無須尊重對方的人格。而以學校之名嚴詞譴責學生,此種奇異的教育理念顯然 更無助於民主文化的培養。
原載《財訊》雜誌,第 417 期 (2013/1/31): 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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