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4日 星期四

亞歷塞維奇:報導心靈的記者



 原載《字母》文學月刊,20185

圖中受訪者為亞歷塞維奇 圖片翻自網路

     這位白俄羅斯的記者很獨特。她全世界的同行都報導事件,她卻報導事件在人心中的刻痕。同樣的事件、同樣的苦難,戰爭、共產政權的崩潰、嚴酷的政治壓迫、核能電廠的爆炸,在人心中留下的多種樣式刻痕。亞歷塞維奇具有超凡的能力,讓許多平凡人願意觸摸長久鎖在記憶中的傷痕。讀者也有幸進入一個奇異的世界。甚至恆常的愛情在那個世界中,都變得不尋常。
      我們曾經跟隨歷史學者觀看事件的進程,看到人、尤其是領袖的愚昧,也看到偶然因素的決定性作用。我們曾經聆聽社會科學家分析(不論正確或錯誤),歷史巨變如何為結構性因素所形塑。可是我們從不知道這個世界的存在:巨變在人心中形塑的幽微世界。
      亞歷塞維奇說,她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回答一個問題:人類受的這麼多苦,為何無法形成追求自由的動力?她並沒有清楚回答。不過,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出版的《二手時代》,或許最接近問題的答案。這本書花了她二十年的時間做口述採訪。
      它關注的時代是蘇聯共產主義政權垮臺之後。受訪者中有許多曾經度過,極端嚴酷壓迫的史達林統治。一位女醫師回憶說:

我最近整理舊物,找到年輕時期的日記。裡面記載著我的初吻、初戀,以及我如何熱愛史達林……大批烏克蘭人死於饑餓,因為他們拒絕集體農場……一位母親用斧頭砍死自己的孩子,把他煮熟養活其他孩子……我的鄰居從戰場回來,失去雙腿。他是英雄人物,我為他感到驕傲。史達林死後幾天,他對我說:「我的小瑪格麗特,這傢伙終於咽氣了。」……於是我寫了檢舉信,揭發他。……我媽媽出身貴族家庭,嫁給一名軍官。軍官後來流亡海外,母親因為得照顧生病的祖母而無法同行。母親於是被祕密警察抓走。負責的特務愛上母親,將她救出來,卻強迫媽媽嫁給他;一個酒鬼,爛醉回家後用槍托打媽媽的頭。我媽媽是個美女,熱愛音樂,懂多國語言,對史達林卻熱愛到頭腦發昏……你認為他們都是傻瓜,天真?不是,他們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聰明人。媽媽讀莎士比亞和歌德的原著……加加林飛上太空了。大家走上街頭,開懷大笑,素不相識的人互相擁抱,在歡喜中哭泣。

另一個人的回憶:

那時我正在追求未來的妻子。怎麼追?我們一起讀高爾基。我們舉辦共青團式的婚禮,沒有蠟燭、花環,沒有宗教儀式;列寧和馬克思的畫像取代聖像。妻子一頭長髮為了婚禮剪掉了。那時我們鄙視美麗……我負責守衛一個車站,有一次我打開一個車廂,看到車廂角落有一個半裸的男人用皮帶吊死自己,身邊一個男孩像喝粥一樣地在喝糞尿。指揮叫嚷說,「這些人都是富農惡棍,對建設新生活毫無用處。」對,我相信,未來一切都會美好……他們先抓走了我的妻子,後來我也被抓走了。審訊的特務跟我說:你的罪就是沒有檢舉你的妻子……後來他們把我放了,黨又相信我了!戰爭中我負傷,並且得了三面獎章,他們又發給我黨證。我太快樂了,快樂到極點……我們是有信仰的,我們真的相信……我想做為共產黨員死去,這是我最後的願望。

      人之所以忍受苦難,不只因為政治教條和未來世界的美麗幻影。一個女音樂家的回憶:

如果不是他,我不可能再結婚。他在史達林的勞改營裡度過了十二年。被抓走的時候只是十六歲的孩子。父親是共產黨的重要人物,被槍斃了。母親被放在水桶裡,在嚴寒中活活凍死……他曾經被派到鍋爐房工作,鍋爐工以前是莫斯科的哲學教授……我們的男人都是受難者,他們全都帶著創傷。俄羅斯的女人從來不曾擁有過正常的男人……「美麗的折磨啊!」他這樣形容西伯利亞的風景。他最喜歡的話是,「在上帝那裡,花草樹木都過得比人好。」……得知他罹患癌症後,我清晨去醫院看他。他臉色蠟黃,可是很愉快的樣子。當生命出現變化的時候,他總是很幸福,不論是在勞改營、流放中、或重獲自由。現在又出現了新東西──死亡……他的遺囑只有一項:「請在我的墓碑寫上:我是一個幸福的人,得到過很多愛,世間最可怕的痛苦就是別人都不愛你。」

      亞歷塞維奇的另一本著作《戰爭不像女人的臉》(比較正確的翻譯;中文版書名為《戰爭沒有女人的臉》),報導戰爭在女人心中留下的刻痕。希特勒侵略俄國的戰爭是人類史上最慘烈的戰事。希特勒動員三百八十萬大軍,戰線綿延一千英里,蘇聯在半年間折損五百萬軍隊。當時許多女孩都謊報年齡從軍,保衛祖國。他們有些成為狙擊手、有些甚至成為戰鬥機飛行員,但大多數在戰場當護士。這些女兵在戰場上多年沒有穿過女人的衣服,穿的永遠是同一套尺寸過大的軍衣。他們最難忍受的是戰場上無法買到女人的內褲,軍隊又不發。有些人發誓絕對不要穿著男人內褲死去。
      一位護理偷偷愛上一位軍官,卻不敢讓他知道。軍官後來死了,掩埋他的時候,「我想到他或許知道我愛他,心裡不禁狂喜起來。炮彈在亂飛,他就躺在那裡。於是我走上前,當眾親吻了他。之前我從來沒有親吻過男人,這是我的初吻。」
      戰爭結束後,一位二十歲的女兵說自己「身心俱疲,心理年齡像老太婆」。一位護理兵到跳蚤市場,想賣掉她的軍用大衣;市場中有些失去雙腳的退伍軍人在賣女人胸罩和內褲,有些缺手斷腳的人只是坐在那裡流眼淚,向路人乞討。「我悄悄地離開,沒有賣掉我的大衣。從此再沒去過那個地方。我怕他們認出我來,罵我說:當初為什麼要救活他們!」
      曾有讀者問亞歷塞維奇,是否對訪問稿做了文學加工,否則為何大多數的口述都那樣的美麗,簡直像詩一般。她回答說:「人心中有愛或接近死亡的時候,說的話都很美。我們這些社會主義人不像其他人。我們對英雄和殉道者有獨特的看法,我們和死亡有獨特的關係。」無法否認的是,她將口述釀造成偉大的文學作品,充滿了濃烈的感情和強大的力量。
      甚至她的受訪者對兒童時期的回憶,也都充滿詩意。《最後的證人》(中文版書名為《我還是想你,媽媽》)一書的主題是戰爭在許多兒童心中留下的刻痕:

一位受訪者回憶兒提時期聽到德國軍隊在家鄉的土地行進,皮靴踩在地上發出聲響,「連大地都感覺疼痛。」另一位小女生在父親上戰場前夕,偷看到父親「久久親吻著母親,他從來沒有這樣吻過媽媽。媽媽緊緊抱著爸爸的脖子。爸爸努力掙脫,拚命往外跑」。「整個戰爭期間我都在等待,等戰爭一結束就和爺爺去找媽媽……我已經五十一歲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我還是想念媽媽。」「我錯過了童年時代。它一閃而過。戰爭是我的童年。」「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一個男人,長得很像爸爸。我跟在後面走了很久,爸爸死去的時候我沒看見啊。」戰後「我沒有找到媽媽和爸爸……我在街上看到一位媽媽,將兩個兒子放在雙膝上。我看著,走向前去,向她說:阿姨,請你也把我抱到腿上吧。她嚇呆了。我再一次請求她:阿姨,求求你。」「整個戰爭期間,在找到姊姊之前,媽媽沒有笑過。」「我對死亡一無所知。沒有人來得及向我解釋,我就看到了它。我看到一個被打死的年輕女人,小孩還吸吮著她的乳房。」

      翻閱這些兒童心靈的刻痕,我們都會同意作者在書開頭所引用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如果我們可以構築一個美麗的世界,代價是讓兒童流下一滴眼淚,那也並不值得。
      為什麼那多的苦難,無法轉成為追求自由的動力?亞歷塞維奇沒有提供簡單明瞭的答案,因為答案並不簡單明瞭。讀完她的書,讀者無法不繼續思考這個問題。

2018年1月17日 星期三

「黑暗時刻」的臺灣故事


英國首相邱吉爾 圖片翻自網路

電影「最黑暗的時刻」描述:歷經十多年被嘲笑和排斥的政治邊緣人邱吉爾,在國家最艱難的時刻激勵國人對抗強大的敵人。這個遙遠島國的歷史片段,包含著面對邪惡的勇氣和懦弱,政治領袖的孤寂和榮耀。它在八十年後仍引發另一個島嶼觀眾的共鳴。鄰座的年輕人數度出聲哭泣;有幾次我和他有類似的反應。

邱吉爾接任首相立即面臨艱難的抉擇:求和還是抵抗?求和事實等於投降;雙方軍事力量的懸殊和希特勒的強勢,英國不可能獲得尊嚴的和平。抵抗卻毫無勝算。奧地利被包圍,捷克已經消失,波蘭被擊潰,挪威被侵略,丹麥四小時內被佔領,比利時和法國陸續淪陷。外援呢?蘇聯和希特勒簽訂和平條約,瓜分波蘭。第一次大戰犧牲十五萬人的美國,不願意介入歐洲戰事。軍力弱小的島國,孤單地面對海峽對岸的邪惡軍事帝國。

而困在鄧克爾克海灘上的二十多萬軍隊,幾乎是英國陸軍的全部,隨時可能被輕易殲滅。外相哈利法克斯為首,在內閣中強力要求邱吉爾求和。哈利法克斯一向樂於討好希特勒,不久之前要求參加柏林奧運的英國足球隊,演奏德國國歌的時候行納粹式的敬禮。不過他的思考並沒有錯;抵抗不可能成功,結局只是人民生命和財產的平白損失。

雙方在內閣會議中僵持不下。邱吉爾利用休息時間召集內閣之外的二十多位部會首長,訴諸他們的感情。「如果我們求和,我們將被解除武裝,德國人將接收我們的艦隊,佔領我們的海軍基地。我們將成為奴隸國家,英國政府將成為希特勒的傀儡。」他以這句話結束:「如果我們島嶼的長久歷史無法免於終結,讓我們每一個人倒在地上、躺在自己的血泊中終結它!」邱吉爾的回憶錄說,所有人激動鼓掌。某些出席者的日記卻說,大家「平靜地表示贊同」。無論真相如何,投降求和的聲音從此消散。此後的一年間,將有三萬多名英國男人、婦女、和兒童死於納粹的攻擊。

邱吉爾的修辭能力非常少見。他的演講術並不高明,遠不及他的對手希特勒。可是他的文字卻能激發潛藏的人性。第一次大戰讓英國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人傷亡。二十年後英國人又得忍受更大的災難。邱吉爾的語言在這個痛苦時刻,持續鼓舞著人民。觀念史大師柏林說,邱吉爾只用幾個簡單詞句,就鼓舞了整個民族。「他強烈地美化了他的國人,不過國人卻因此而提升至他的理想,也用他看視國人的相同眼光來看視自己。」

政治說服的要件不是美麗的辭藻,而是「真實性」:話語表達內心的信念,並且和訴說者的人格高度一致。邱吉爾是英國抵抗納粹的象徵。他語言的激勵力量,來自他長久堅持的立場。也因為這樣的立場,他被主流政治和社會所排斥。邱吉爾曾經受邀到牛津大學演講,當他提到對英國安全的憂慮,引起滿堂的嘲笑。他於190025歲的時候進入國會,35歲當內政部長,當時已經是具有四十年政治資歷的元老。可是卻一直被邊緣化。小說家毛姆甚至說,最好把邱吉爾槍斃或絞死。

當時英國主流社會因為恐共而傾向希特勒。希特勒於1936年違反凡爾賽和約,揮軍進入萊茵非軍事區,國王喬治六世召見德國大使說:「我已經告訴首相,如果他宣戰的話我就會退位。你們不用擔心,不會有戰爭的。」希特勒的野心受到很大的鼓勵,也看清民主國家的軟弱。歷史學大師湯恩比和希特勒見面之後,告訴英國外交部說,德國領袖真心希望和平。即使在「長刀之夜」希特勒殘殺百名政敵之後,權威的《泰唔士報》仍然說,「不論手段如何,希特勒是真心想將革命的激情轉化為保守穩健的建設性力量。」

德國軍事力量強大確為事實。許多英國菁英同意希特勒的看法:英國沒有能力防衛自己。甚至有菁英主張自動解除武裝。臺灣人對此類論調應不陌生。政治菁英的軟弱讓作家喬治・奧威爾忍不住說,「英國的統治階級到底是邪惡還是愚笨,是這個時代最難回答的問題;在某些時刻,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臺灣是新民主國家。我們都在學習當政治人物,也在學習當公民。當政治人物的基本信念和流行的主流價值衝突,他應該見風轉舵、隨波逐流以求發展?還是堅持信念,等待他的時代來臨?可是時代不一定來臨,來了之後也不一定有機會。邱吉爾能接任首相是個意外。國王和張伯倫首相屬意的接班人,都是哈利法克斯。可是後者沒有接受。

邱吉爾能激勵人民、獲得軍事將領信任、政治菁英支持,是因為他堅持自己的立場,勇敢說出自己的信念,付出十多年寂寞的代價。當國家需要的時候,唯有這樣的人足以動員民族的意志。政治這個行業如果還讓人尊敬,正是因為有像他這樣的人存在。

2017年9月8日 星期五

戒嚴 ─ 臺灣人最好的時刻


笑臉燦爛的美麗島事件司法被告
(攝影/周嘉華。圖片引用自《綠色年代 台灣民主運動25年》)

近四十年的戒嚴,政治令人恐怖,人與人互不信任,政治權力宰制教育,也指定我們閱讀的書籍,干預我們唱的歌曲。那是一個令人厭惡的時代。然而如今看來,那似乎也是臺灣人最好的時刻,尤其是最後那十年。

最後那十年,臺灣人開始公開訴說共同的夢想。在寒冬的夜晚,老人與青年、富人和窮人、來自社會不同角落的人聚集在龍山寺,在雨中聆聽政治反對者編織未來的夢想。最後那十年,臺灣人有清楚的目標:可以不必對政治權勢屈膝,可以自由說話、自由想像未來;人的精神內涵可以免於獨裁政權的型塑。

可是夢想和努力在極短的時間挫敗,所有集結在《美麗島雜誌》主張民主的人全部被逮捕。宰制臺灣多年的蔣經國,或許認為他可以複製在蘇聯目睹的史達林審判秀,容許媒體全面報導對民主運動者的軍法審判。雖然面對死刑的威脅,所有被告都沒有依據檢察官和情治人員安排的劇本演出,沒有人在法庭上求饒。

「民主自由是人類有史最佳的生活方式,所以民主自由成為我追求的目標。」
「我相信民主運動的推展,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止的。」民主運動的領導人在軍事法庭上這樣說。雜誌社高雄分處一位業務員,在普通法庭中說:「臺灣是美麗島,我們生於此、長於此的寶島,我把我的心獻給美麗島,以及島上一千七百萬人民。」

長久被查禁的普世價值和人文理念,經由媒體穿透恐怖氣氛觸動眾人的心靈。一般人可以貢獻的畢竟非常有限。然而這些有限的行動,卻顯示了臺灣人對價值的共同追求。一位生意人每星期從台北開車到高雄鄉下,到他不認識的被告家裡,送五千元給被告的父母。當許多民主運動者的家屬和辯護律師參與選舉,民眾熱烈地捐錢。南部一場政見會通常可以募得五、六十萬元;十場晚會總共可以募到六、七百萬元。

特別值得緬懷的是遍布各地的運動志工。他們談吐或許不夠文雅、衣冠經常不整,可是卻在現實生活的折磨和壓力下,慷慨捐出時間和勞力。他們如今已經從臺灣人的歷史記憶中全然消失。在民主呼聲被武力壓制之後,臺灣民眾反而付出更強烈的支持。掌權者終於認知:暴力逮捕反對者只會創造更多反對者,壓制民主訴求只會讓人民更支持民主。民主妥協是威權政黨生存的唯一途徑。這是臺灣快速民主化的重要動力之一。


捷克總統哈維爾說,他的國家的民主革命「顯現了蟄眠於社會中巨大的人道、道德、及精神的潛力。」回顧那個戒嚴的時代,我們有相同的感受。


1985年「第一屆民主實踐研究班」
(圖片提供/袁嬿嬿。圖片引用自《綠色年代 台灣民主運動25年》)

如今政治桎梏已經解除我們面對更大的挑戰,也面對更強大的敵人。新生民族的安全、繁榮、以及世人的尊敬,這些都是迫切的任務,也是艱難的工作。可是我們是否仍保有上一代對價值的熱情?我們是否延續著上一代的努力?

第二次大戰期間,當美國尚未參戰,納粹帝國已經佔據幾乎整個歐洲,英國勢單力孤在艱苦中奮鬥,邱吉爾首相鼓舞人民說,千年之後如果英國還存在,人們依然會說:「這是他們最好的時刻(this was their finest hour)。」如果臺灣民族能倖免於滅亡,後代的臺灣人或許會說:戒嚴時期是臺灣人最好的時刻。

「進步婦女聯盟」要求國會全面改選
圖片提供/林秋滿。圖片引用自《綠色年代 台灣民主運動25年》)

2014年9月12日 星期五

夢醒時分

導讀D. Remnick,《列寧的墳墓》(臺北:八旗出版社,2014)
「請發揮憐憫心!不是對我,而是對這個作品!」被列寧稱為「革命金童」的布哈林在監獄中哀求史達林,一個為他所鄙視的同志。1917年革命前夕選出的九位中央委員革命元勳,有幸活到三0年代的五位,全部被史達林殘殺。同一年選出的二十七位中央委員,得票最高的四人為黨的最高領導,列寧之外的其他三人後來都成為「人民的敵人」,為史達林槍斃。史達林對革命元老和同志殘暴無情,對手無寸鐵的人民當然也不會手軟。大約有兩千萬人死在他的統治之下。這個不只是俄國人也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夢魘,其來源正是人類最甜美的夢想。本書描繪俄國人在夢醒時分的掙扎。

2014年8月26日 星期二

權貴子弟的政治異想

       

翻攝自商業週刊 連勝文廣告

選舉經常不是比賽政見,而是敘述不同的國家故事,或者建構對未來國家的想像。陳水扁的故事是那一個世代臺灣人的故事:從逆境中崛起。歐巴馬和林肯的選舉,也都代表著國家的希望和對未來的想像。許多年輕人排斥連勝文並非因為「仇富」,而是民主的時代精神。連勝文如果當選將是另一個極端,敘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也提供對台灣民主的不同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