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6日 星期五

邪惡真的「庸常」嗎?

博文先生日前在本報的專欄討論了電影「為愛朗讀」,也討論了漢娜‧鄂蘭「邪惡的庸常性」之概念。用這個概念來理解政治壓迫的參與者,不但過度簡化,而且也不符合歷史事實。不過,林先生的文章卻是卻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他所提到的問題,正是台灣在討論轉型正義的時候所一直疏於面對的。

  
German Jewish political theorist Hannah Arendt 
      鄂蘭針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所寫的《艾希曼在耶路薩冷》一書,以「邪惡的庸常性」為副標題。艾希曼在戰爭期間負責逮捕、集中、然後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至少有六十萬猶太人因為他高度的行政效率而成為灰燼。鄂蘭要傳達的訊息和道德啟示是,如同她兩年後所說,「此種巨大規模的邪惡行為,並非來自執行者的邪惡、病態、或意識型態信仰。不論這些行為多麼邪惡,行為者絕對不是惡魔」,而是像你我一般的平常人。他之所以積極參與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有組織、最有效率的屠殺,乃是基於平凡而世俗的動機:衷心服從指令、在官僚體系中力求表現和升遷。艾希曼的動機因此「十分庸常、非常人性」。
  以色列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所公布的艾希曼獄中筆記,似乎也支持鄂蘭對邪惡的理解。艾希曼寫道,「我發現以服從和接受指令為基礎的生活,確實是一個舒適的生活。這種生活讓一個人對思考的需要減到最小。」
  鄂蘭「邪惡庸常性」之概念,將納粹的罪惡轉變成普遍性的道德議題,成為當代政治哲學討論道德責任的起點。目前為止超過兩百專書和論文討論她的書。這個概念也影響了後來耶魯心理學家密格蘭著名的電擊研究;該實驗試圖證明平常人多麼容易服從權威,而對同胞做出殘酷的行為。
可是邪惡真的如此庸常嗎?鄂蘭對艾希曼的理解是正確的嗎?艾希曼的自我分析(其實是辯白)可以相信嗎?如果答案是否定,我們又能從中獲得何種不同的啟示?
奧斯威辛集中營 被納粹軍警處死的猶太人
       歷史和道德的反省都必須以事實為基礎。事實上,艾希曼並非只是接受上級指令的優良公務員。艾希曼被捕真實身份曝光後,他的許多阿根廷友人才恍然理解他過去的許多仇視猶太人的言論:「我們現在才知道,歐洲猶太人的數目有一千萬。我老實告訴你,如果我們德國消滅的猶太人有一千萬,我會很滿意。我會說,太好了,我們終於徹底地消滅了敵人。」
  也正是他的反猶太意識型態讓他在阿根廷的行蹤曝光。他的兒子有一次到女朋友家作客的時候,在聊天中不經意地談到,「如果德國能完成消滅猶太人的計畫有多好。」這句話引起女朋友父母的警覺,他們聽說年輕人的父親曾經當過軍人。他們的檢舉終於導致艾希曼的落網。他的兒子從小在阿根廷長大,其反猶太人意識型態的唯一來源是他的父親。
  將恐怖罪行和和政治壓迫的執行者、協力者,視為只是接受命令、或機會主義者,是過於單純化的解釋。壓迫體制是由各式各樣的成員組成。有鄂蘭書中所提到的,暗中利用職權幫助猶太人而被槍斃的衛兵。也有心理上無法執行此種罪行而申請調職的軍官。事實上,納粹領導人知道,並非所有人都有能力執行這種「極端的邪惡」。因此他們通常准許調職的申請,而不加以處罰。納粹所從事的人體實驗的歷史資料也顯示,他們選擇護士和衛兵的時候非常謹慎,特意淘汰那些心理上和道德上不適合這項工作的人。
  我們從這些事實獲得的啟示,截然不同於鄂蘭試圖傳達的訊息。從「邪惡的庸常性」出發,鄂蘭試圖提醒我們組織和權威的恐怖。她期待我們以道德勇氣來面對不正義的政府。「這種政府會面臨什麼樣情境,如果有足夠的人『不盡責地』拒絕支持它?甚至不需要主動的抵抗和反叛,這種拒絕支持都是一個有效的武器。」在後來出版的《責任與判斷》一書中,她這樣說。
  然而,我們從真實的艾希曼所獲得的啟發,卻是意識型態及族群偏見的恐怖。事實上,德國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是全歐洲對猶太人最寬容的國家;德國的猶太人因此也最缺乏猶太認同、最積極融入德國社會。可是戰敗和凡爾賽條約所帶來的重大屈辱,加上德國軍方為了規避戰敗責任而污衊猶太人通敵及不參戰,使得猶太人成為德國屈辱之源,偏流的反猶太主義也成為宰制民主社會的思潮。
  壓迫體制的參與者到底應該承擔何種道德或法律責任?這個具有高度爭論性和政治性的問題,顯然不可能有標準答案。而且,壓迫體制的成員顯然由各種不同的人組成,我們無需用相同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成員。雖然或許永遠沒有結論,可是討論和反省本身就是一個建立民主文化的必要工程。
刊登於中國時報 200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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