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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日 星期日

閱讀荷馬,想起蔣介石

《自由時報》2020/3/02

       如果古希臘是西方文明的學校,荷馬史詩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教材之一。三千年來《伊里亞德》和《奧迪賽》擄住了人類的想像力。十八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思想家休姆說,「兩千年前取悅雅典人和羅馬人的荷馬,現在仍然被巴黎和倫敦的人所仰慕。氣候、政府、宗教和語言的改變,都未能減損他的光輝。」

       休姆或許不知道,在大西洋對岸的維琴尼亞殖民地裡,有一群鄉村紳士更為熱烈喜愛古典希臘羅馬的作品,也深受其愛國主義和政治家風範所影響。他們對古典作品的了解,甚至超越對當時歐洲的認識。<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傑佛遜,晚年感謝其父親給他的古典教育。他說,「當我們年輕的時候,只要文章有點意義、有些想像力和韻律,總是能取悅我們。可是隨著年齡長,這些東西逐漸掉落。後來只剩下荷馬和維吉爾,也許只剩荷馬。」

       《伊里亞德》是斯巴達皇后海倫和特洛伊王子私奔之後,希臘盟軍在阿噶曼儂國王的率領下攻擊特洛伊城的故事。圍城十年仍然無法攻陷。史詩描述了人的脆弱、痛苦、憤怒和榮耀。詩的結尾最為感人。

       希臘第一勇士阿基里斯為了替好朋友報仇,在戰場上殺死了特洛伊王子黑克特。黑克特臨死之前,乞求阿基里斯將他的屍體交給他父親,以便好好地將他埋葬。不,阿基里斯回答說,我會將你的屍體餵給狗和鳥。黑克特斷氣後,阿基里斯的憤怒仍然沒有平復。他將黑克特的腳捆綁在馬車後方,屍體臉孔朝沙土飛奔拖行。黑克特是特洛伊最受尊敬的王子,勇敢善戰、為人正直。整個特洛伊城只有他善待招來亡國危機的海倫。

       黑克特的妻子在城牆上目睹丈夫的遺體如此被凌辱,昏了過去。特洛伊國王普里姆則心痛如絞。心碎的父親於是在晚上,偷偷潛入敵營,來到阿基里斯的營帳中。開啟了整首長詩最感人的一幕。

        國王進入敵人的帳棚後,展示其所帶來的金銀財寶,希望能贖回兒子的屍體。交戰中的國王,竟然如此不顧生命安危,只為了領回兒子的遺體。讓阿基里斯更驚異的是:國王在他面前跪了下來,並且親吻他的手。國王請阿基里斯也想想他自己的父親,大約和國王相同的年紀,應該每天都期待兒子從特洛伊戰場安全歸來。國王乞求說:「憐憫我吧,我忍受著全天下沒有人曾經忍受的痛苦:我必須將殺死我兒子的雙手,放在我的嘴唇上。」

       國王這些話讓阿奇基斯在心中為自己的父親感傷。握著國王的手,他輕輕將國王推開。心中瀰漫著回憶,兩個人都沈浸在憂傷中。國王蹲在阿基里斯腳邊,為死去的兒子痛哭。阿基里斯則時而憶起父親,時而憶起好友而掉眼淚。他們的哭聲充滿了整個房間。後來阿基里斯答應國王,隔天早上會歸還他兒子的屍體。阿基里斯走出營帳,要女僕將黑克特的屍體清洗乾淨,抹上橄欖油,然後全部覆蓋包紮。他並且親自將黑克特的屍體搬上了馬車。

       之後,阿基里斯邀請國王一起晚餐。晚餐中,國王仔細端詳阿基里斯,驚訝於他的美貌及健美的身軀。阿基里斯也凝視國王,感嘆於他高尚尊崇的氣質。阿基里斯主動詢問國王,須要多少時間妥善安葬黑克特;他不會在這期間發動攻擊。國王說須要十一天。「第十二天我們將再度戰鬥,如果我們非戰鬥不可的話。」阿奇里斯然後命令手下,為國王在營帳外邊準備床鋪。國王擔心被敵軍統帥阿噶曼儂發現會走不了,於是在半夜帶著兒子的屍體悄悄地回到特洛伊城。 

為了領回兒子遺體,特洛伊國王向阿基里斯下跪、親吻其手。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l9VRyq

       數千年來,所有的文化都尊重人類的遺骸,以愛憐處置親人的遺體。這是不同文化、不同時代的考古一致的發現。喪禮的儀式或有不同,處置遺體的方式或有差異,可是都同樣表達對逝者的尊重。也都負載著親人的憂傷。或許,只有經過喪禮,親人的哀痛才能止息。沒有喪禮,沒有適當的埋葬,親人的死亡不能結束,永遠是一個懸念。

        人類不只對親人的遺體愛憐,對陌生人的遺體同樣尊重。因為車禍喪生的人,我們不會令其屍體曝曬在街上,我們會用衣物加以掩蓋;我們更不可能讓他們的私密部位暴露在外。這是對人的基本尊重,人類文明的最基本規則,野蠻和文明之間最清楚的界線。對遺體的處置表現文明的程度。過去,死去的貓被綁在樹上任其腐爛,死去的狗被丟棄河中,任其漂流。如今我們細心照料狗的遺體,甚至將其骨灰安置在靈骨塔。

       哲學家高達美說,「埋喪逝者可能是人之為人的基本現象。」「將死者的身體視同一般的有機物,將它如野獸的屍體一般丟棄,或故意將它分割和摧殘,等於是將死者從文明和人類社區中抹煞消除。」然而,某些二二八的受難者的遺體,卻被隨意丟棄在南港的河中。其中,有吳鴻麒法官的遺體。

       二二八事件中大約有一百九十人失蹤,其中九十人被軍隊從家裡帶走後從此沒有回來,包括林獻堂的好朋友陳炘,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大東信託的創辦人;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林茂生;北大經濟系畢業的宋斐如,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也有孫中山的支持者、林獻堂的同志廖進平。還有省參議員潘欽信,淡江中學校長陳能通,曾任京都法院檢察官的王育霖律師,臺灣新生報總編輯阮朝日,台北醫專教授施江南醫師,國大代表、省參議員林連宗律師,台北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律師等。他們的遺體從此失去蹤跡。我們可以想像他們親人的心情,他們因想像親人遺體可能遭受的凌辱而感到的痛心。

       國民黨政權撤退來臺灣之後,如果願意努力或許可能尋獲這些遺體。可惜蔣介石以及他政權中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兒子蔣經國,對這些遺體的下落從來沒有聞問。對權力的慾望和對人性的尊重,是人心中不同的層面。喜好掌握權力、壟斷權力,不一定會對人民缺乏同理心。憤怒的阿基里斯對敵人和仇人依然有著同理心和憐憫,蔣介石對待他統治的人民似乎沒有感覺。

       閱讀荷馬,我想起蔣介石。在慈湖看著衛兵看守的蔣介石「陵寢」,我想起那些不知所終的臺灣菁英的遺體。


2018年1月17日 星期三

「黑暗時刻」的臺灣故事


英國首相邱吉爾 圖片翻自網路

電影「最黑暗的時刻」描述:歷經十多年被嘲笑和排斥的政治邊緣人邱吉爾,在國家最艱難的時刻激勵國人對抗強大的敵人。這個遙遠島國的歷史片段,包含著面對邪惡的勇氣和懦弱,政治領袖的孤寂和榮耀。它在八十年後仍引發另一個島嶼觀眾的共鳴。鄰座的年輕人數度出聲哭泣;有幾次我和他有類似的反應。

邱吉爾接任首相立即面臨艱難的抉擇:求和還是抵抗?求和事實等於投降;雙方軍事力量的懸殊和希特勒的強勢,英國不可能獲得尊嚴的和平。抵抗卻毫無勝算。奧地利被包圍,捷克已經消失,波蘭被擊潰,挪威被侵略,丹麥四小時內被佔領,比利時和法國陸續淪陷。外援呢?蘇聯和希特勒簽訂和平條約,瓜分波蘭。第一次大戰犧牲十五萬人的美國,不願意介入歐洲戰事。軍力弱小的島國,孤單地面對海峽對岸的邪惡軍事帝國。

而困在鄧克爾克海灘上的二十多萬軍隊,幾乎是英國陸軍的全部,隨時可能被輕易殲滅。外相哈利法克斯為首,在內閣中強力要求邱吉爾求和。哈利法克斯一向樂於討好希特勒,不久之前要求參加柏林奧運的英國足球隊,演奏德國國歌的時候行納粹式的敬禮。不過他的思考並沒有錯;抵抗不可能成功,結局只是人民生命和財產的平白損失。

雙方在內閣會議中僵持不下。邱吉爾利用休息時間召集內閣之外的二十多位部會首長,訴諸他們的感情。「如果我們求和,我們將被解除武裝,德國人將接收我們的艦隊,佔領我們的海軍基地。我們將成為奴隸國家,英國政府將成為希特勒的傀儡。」他以這句話結束:「如果我們島嶼的長久歷史無法免於終結,讓我們每一個人倒在地上、躺在自己的血泊中終結它!」邱吉爾的回憶錄說,所有人激動鼓掌。某些出席者的日記卻說,大家「平靜地表示贊同」。無論真相如何,投降求和的聲音從此消散。此後的一年間,將有三萬多名英國男人、婦女、和兒童死於納粹的攻擊。

邱吉爾的修辭能力非常少見。他的演講術並不高明,遠不及他的對手希特勒。可是他的文字卻能激發潛藏的人性。第一次大戰讓英國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人傷亡。二十年後英國人又得忍受更大的災難。邱吉爾的語言在這個痛苦時刻,持續鼓舞著人民。觀念史大師柏林說,邱吉爾只用幾個簡單詞句,就鼓舞了整個民族。「他強烈地美化了他的國人,不過國人卻因此而提升至他的理想,也用他看視國人的相同眼光來看視自己。」

政治說服的要件不是美麗的辭藻,而是「真實性」:話語表達內心的信念,並且和訴說者的人格高度一致。邱吉爾是英國抵抗納粹的象徵。他語言的激勵力量,來自他長久堅持的立場。也因為這樣的立場,他被主流政治和社會所排斥。邱吉爾曾經受邀到牛津大學演講,當他提到對英國安全的憂慮,引起滿堂的嘲笑。他於190025歲的時候進入國會,35歲當內政部長,當時已經是具有四十年政治資歷的元老。可是卻一直被邊緣化。小說家毛姆甚至說,最好把邱吉爾槍斃或絞死。

當時英國主流社會因為恐共而傾向希特勒。希特勒於1936年違反凡爾賽和約,揮軍進入萊茵非軍事區,國王喬治六世召見德國大使說:「我已經告訴首相,如果他宣戰的話我就會退位。你們不用擔心,不會有戰爭的。」希特勒的野心受到很大的鼓勵,也看清民主國家的軟弱。歷史學大師湯恩比和希特勒見面之後,告訴英國外交部說,德國領袖真心希望和平。即使在「長刀之夜」希特勒殘殺百名政敵之後,權威的《泰唔士報》仍然說,「不論手段如何,希特勒是真心想將革命的激情轉化為保守穩健的建設性力量。」

德國軍事力量強大確為事實。許多英國菁英同意希特勒的看法:英國沒有能力防衛自己。甚至有菁英主張自動解除武裝。臺灣人對此類論調應不陌生。政治菁英的軟弱讓作家喬治・奧威爾忍不住說,「英國的統治階級到底是邪惡還是愚笨,是這個時代最難回答的問題;在某些時刻,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臺灣是新民主國家。我們都在學習當政治人物,也在學習當公民。當政治人物的基本信念和流行的主流價值衝突,他應該見風轉舵、隨波逐流以求發展?還是堅持信念,等待他的時代來臨?可是時代不一定來臨,來了之後也不一定有機會。邱吉爾能接任首相是個意外。國王和張伯倫首相屬意的接班人,都是哈利法克斯。可是後者沒有接受。

邱吉爾能激勵人民、獲得軍事將領信任、政治菁英支持,是因為他堅持自己的立場,勇敢說出自己的信念,付出十多年寂寞的代價。當國家需要的時候,唯有這樣的人足以動員民族的意志。政治這個行業如果還讓人尊敬,正是因為有像他這樣的人存在。

2017年9月8日 星期五

戒嚴 ─ 臺灣人最好的時刻


笑臉燦爛的美麗島事件司法被告
(攝影/周嘉華。圖片引用自《綠色年代 台灣民主運動25年》)

近四十年的戒嚴,政治令人恐怖,人與人互不信任,政治權力宰制教育,也指定我們閱讀的書籍,干預我們唱的歌曲。那是一個令人厭惡的時代。然而如今看來,那似乎也是臺灣人最好的時刻,尤其是最後那十年。

最後那十年,臺灣人開始公開訴說共同的夢想。在寒冬的夜晚,老人與青年、富人和窮人、來自社會不同角落的人聚集在龍山寺,在雨中聆聽政治反對者編織未來的夢想。最後那十年,臺灣人有清楚的目標:可以不必對政治權勢屈膝,可以自由說話、自由想像未來;人的精神內涵可以免於獨裁政權的型塑。

可是夢想和努力在極短的時間挫敗,所有集結在《美麗島雜誌》主張民主的人全部被逮捕。宰制臺灣多年的蔣經國,或許認為他可以複製在蘇聯目睹的史達林審判秀,容許媒體全面報導對民主運動者的軍法審判。雖然面對死刑的威脅,所有被告都沒有依據檢察官和情治人員安排的劇本演出,沒有人在法庭上求饒。

「民主自由是人類有史最佳的生活方式,所以民主自由成為我追求的目標。」
「我相信民主運動的推展,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止的。」民主運動的領導人在軍事法庭上這樣說。雜誌社高雄分處一位業務員,在普通法庭中說:「臺灣是美麗島,我們生於此、長於此的寶島,我把我的心獻給美麗島,以及島上一千七百萬人民。」

長久被查禁的普世價值和人文理念,經由媒體穿透恐怖氣氛觸動眾人的心靈。一般人可以貢獻的畢竟非常有限。然而這些有限的行動,卻顯示了臺灣人對價值的共同追求。一位生意人每星期從台北開車到高雄鄉下,到他不認識的被告家裡,送五千元給被告的父母。當許多民主運動者的家屬和辯護律師參與選舉,民眾熱烈地捐錢。南部一場政見會通常可以募得五、六十萬元;十場晚會總共可以募到六、七百萬元。

特別值得緬懷的是遍布各地的運動志工。他們談吐或許不夠文雅、衣冠經常不整,可是卻在現實生活的折磨和壓力下,慷慨捐出時間和勞力。他們如今已經從臺灣人的歷史記憶中全然消失。在民主呼聲被武力壓制之後,臺灣民眾反而付出更強烈的支持。掌權者終於認知:暴力逮捕反對者只會創造更多反對者,壓制民主訴求只會讓人民更支持民主。民主妥協是威權政黨生存的唯一途徑。這是臺灣快速民主化的重要動力之一。


捷克總統哈維爾說,他的國家的民主革命「顯現了蟄眠於社會中巨大的人道、道德、及精神的潛力。」回顧那個戒嚴的時代,我們有相同的感受。


1985年「第一屆民主實踐研究班」
(圖片提供/袁嬿嬿。圖片引用自《綠色年代 台灣民主運動25年》)

如今政治桎梏已經解除我們面對更大的挑戰,也面對更強大的敵人。新生民族的安全、繁榮、以及世人的尊敬,這些都是迫切的任務,也是艱難的工作。可是我們是否仍保有上一代對價值的熱情?我們是否延續著上一代的努力?

第二次大戰期間,當美國尚未參戰,納粹帝國已經佔據幾乎整個歐洲,英國勢單力孤在艱苦中奮鬥,邱吉爾首相鼓舞人民說,千年之後如果英國還存在,人們依然會說:「這是他們最好的時刻(this was their finest hour)。」如果臺灣民族能倖免於滅亡,後代的臺灣人或許會說:戒嚴時期是臺灣人最好的時刻。

「進步婦女聯盟」要求國會全面改選
圖片提供/林秋滿。圖片引用自《綠色年代 台灣民主運動25年》)

2014年8月26日 星期二

權貴子弟的政治異想

       

翻攝自商業週刊 連勝文廣告

選舉經常不是比賽政見,而是敘述不同的國家故事,或者建構對未來國家的想像。陳水扁的故事是那一個世代臺灣人的故事:從逆境中崛起。歐巴馬和林肯的選舉,也都代表著國家的希望和對未來的想像。許多年輕人排斥連勝文並非因為「仇富」,而是民主的時代精神。連勝文如果當選將是另一個極端,敘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也提供對台灣民主的不同想像。

     

2013年7月3日 星期三

「民主守護者」郝柏村


講會的主人、主持人、和演講者都尚未抵達。等待中,看著講台上兩張空沙發,以及背後巨大的看板「見證民主」,我的思緒回到從前:萬華龍山寺前黨外人士的演講,大雨滂沱、有人全身盡濕,民主的呼聲蓋過雨聲;互不認識的數萬民眾在寒冬夜晚,共同編織民主之夢。美麗島事件的大逮捕、審判、重刑,對林義雄母親和女兒的屠殺,民主夢碎。然後是家屬和律師們重新點燃美夢。直到有人在臺北圓山飯店冒著不可知的危險,組織新政黨。

2013年2月19日 星期二

民主不需要禮節嗎?



法委員對政府官員的粗暴令人嘆息,談話節目對政治人物的評論令人驚訝,多年來我們不聞不問。最近清華學生和教育部長對話所使用的語言,卻引起社會廣泛的討論。我們的媒體顯然對權者過於寬容,對學生又過於嚴苛。我們縱容立法委員,因為粗野是其執行職務之所需?還是因為我們更為痛恨政府官員?很多師長聲援學生,因為學生只是粗野政治文化的受害者?還是因為禮節和民主無關, 無禮甚至具有正面的政治功能?

2012年10月28日 星期日

民進黨的台灣羅盤和中國地圖

一下午兩點,雖然是上班日,淡水水尾活動中心的大會堂仍然擠滿將近三百位民進黨員。基層黨員對蘇貞昌的熱情,並非只因他台北縣長任內的政績優良。最近他遭逢連續挫敗,台北市長選舉輸給國民黨,總統初選敗給黨內後輩,最近黨內元老則說他不是台派、獨派。然而這些都沒有折損他全國性的人氣。多年辛苦的政治工作,最近幾年四處選舉助講,似乎都有了回報。

2012年10月26日 星期五

邪惡真的「庸常」嗎?

博文先生日前在本報的專欄討論了電影「為愛朗讀」,也討論了漢娜‧鄂蘭「邪惡的庸常性」之概念。用這個概念來理解政治壓迫的參與者,不但過度簡化,而且也不符合歷史事實。不過,林先生的文章卻是卻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他所提到的問題,正是台灣在討論轉型正義的時候所一直疏於面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