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7日 星期四

誰殺了林義雄的母親和女兒?

對老婦人和小女孩的集體屠殺,超越當時台灣社會能理解的範圍。對親人而言,是「忘懷不可能、也不應該,執著又會帶來自我毀滅。」台灣的政府三十多年來如何面對它?最近公開的檔案清楚指出兇手的來源;國民黨政府願不願意誠實面對?

       1980228日接近中午時刻,方素敏女士在景美軍法看守所探視被關在獄中的先生林義雄。同一時間,她位在臺北市信義路的住宅為人侵入,以尖刀屠殺她六十歲的婆婆和三位女兒。八歲的大女兒林奐均倖存,六歲的雙胞胎和祖母同時死難。三十多年過去了,這個驚動台灣社會的血案尚未偵破。對親人而言,「忘懷不可能、也不應該,執著卻帶來自我毀滅。」
對台灣社會而言,它成為轉型正義的最大考驗。不僅考驗台灣社會是否堅持真相和正義,也考驗國民黨:當檔案清楚地指出兇手的可能來源,它是否願意誠實面對過去,願意和自己的過去和解。
案發之後,蔣經國的政府立即組成專案小組從事調查。不過,卻將調查方向指向爭取自由民主的陣營。《聯合報》於次日報導說,「治安當局已將陰謀暴力份子製造事端,破壞團結的企圖,列入血案綜合研判的項目之一。」《中國時報》則於數日後報導,「警方專案小組五天來的偵察報告,認為林家事件是經過一次細密策劃的政治暴力行為國外『台獨』或『台共份子』所慣用的伎倆。」《中央日報》甚至報導,「偵辦林家血案的一位高級警官說,本案宣佈偵破時,將使某些自命為『英雄烈士』的人大吃一驚,因為他們一向自命為『民主、自由』旗幟下的一羣,到頭來卻竟然還是某一集團陰謀下的犧牲者。」
國民黨政府一直沒有更改此種官方說法。後來更試圖嫁罪當時在台灣收集博士論文材料,熟識黨外人士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家博(Bruce Jacob)。事件發生兩年之後,《聯合報》仍然報導,「情治單位經過兩年多的調查分析,前天所下的結論是:林宅血案有計畫性的『政治事件』目的在挑撥政府和民眾的情感,並在國際中打擊中華民國的形象。」
民的看法和國民黨政府極為不同。進入現代社會八十年來,台灣並非沒有過命案,或仇殺、或情殺、或謀財害命、或黑社會火拼,可是對柔弱的老婦人和小女孩集體屠殺,實在超出台灣社會的想像。歷經數十年的白色恐怖,許多人認為這個政治動機非常明顯的冷血謀殺,兇手的來源非常清楚。數十年來,情治單位對政治異議人士嚴密監控,是一般的政治常識。民主運動的領導人被逮捕之後,其家屬也都發現情治人員對其人身和居所如影隨行的監控。什麼樣的人物有本領在嚴密監控下,在白天的鬧區中從事如此高風險的行動?
四年之後,發生在美國的謀殺案讓民眾更堅定其想法。國民黨政府的情報局長汪希苓於一九八四年十月,指派黑社會份子越洋到洛杉磯,在《蔣經國傳》作者江南於家中加以殺害。六年之後,國民黨政府賠償江南的遺孀一百四十萬美金,達成和解。在民眾看來,如果連住在美國的敵人,國民黨政府都可以派人將之殺害,那麼對於在其嚴厲管轄下的人民,它又有什麼做不出來的事?
一般人民的理解可能正確,也可能錯誤。無論正確或錯誤,在威權體制下都無法證實,正義顯然也無法實現。許多人因此期待:民主化可以帶來事實的真相,也可以讓受害人獲得正義。
台灣終於在1987年成為民主國家。李登輝於1996年連任民選總統。民進黨籍的監察委員江鵬堅也在該年啟動調查,李伸一監察委員隨後加入。不過,監察委員沒有偵查刑案的權力,他們只能調查治安單位在調查過程中是否「故縱懈怠、違法失職」。這是他們法定權力的極限,李登輝的政府並沒有提供任何協助。
江鵬堅和李伸一的調查報告指出:「兇手選定幾孿生姊妹在家之時入侵,先予殺害,其後株守林宅長達八十分鐘之久顯示兇手對林家家人生活習慣有充分瞭解,始能如此大膽。」除此之外,調查報告點出了無法破案的重要的癥結:
政治因素之介入本案,實為不能不審慎考量之因素由刑事警察局主其事,是否得當,不無檢討之餘地。
專案小組所屬各情治機關偵查之對象設定於「匪諜」、「台獨份子」、「國際陰謀組織」、「黑社會成員」等範圍內,從未指向情治機關人員涉案之可能性,自難免貽人包庇或諱疾忌醫之口實。
在李登輝政府沒有積極協助的情況下,兩位監察委員只能點出當初在威權獨裁體制下,調查政治迫害事件的侷限性:民間普遍認為最可能涉案的情治機構,沒有成為調查的對象。
不久之後,當時民進黨籍的臺北市長陳水扁,指示臺北市警察局重新部署偵辦此案。可是,如果兇手來自情治單位,臺北市警察局的重啟調查顯然不可能會有任何新的發現。當時掌握政權的仍然是國民黨的李登輝。
監察院在通過江、李兩位委員的調查報告的同時,接受兩位委員的提議,於1997年八月函請行政院重啟調查。刑事局亦於1998年一月重新組織「撥雲專案」小組。這次的調查同樣忽略監察院調查報告提出的最重要疑點:偵查方向為何排除情治人員涉案的可能性?調查因此也不了了之。
如果要將情治人員列入調查對象,調查的層級必須更高。可是李登輝政府畢竟仍然是國民黨政府,不可能將自己人列為調查的對象。如果民進黨有機會獲得政權,這個案子或有澄清的可能性。許多人這樣期待。
民進黨的陳水扁也在許多人的期待下,於2000年贏得總統選舉,壓迫人權的政黨下野。然而卻要等到2007年三月,民進黨執政七年之後,內政部警政署才奉令召集鑑識及偵察人員,以最新的鑑識技術重新檢驗相關跡證。可是仍然沒有針對江鵬堅、李伸一兩位監察委員十年前提出的可疑方向加以偵察:情治人員涉案的可能性。調查結果除了發現一枚無法辨別身份的指紋之外,乏善可陳。民進黨政府沒有將調查指向情治人員,難以理解。
國民黨的馬英九於2008年當選總統。他於2009年三月對記者表示,不反對本案繼續調查。法務部長王清峰立即邀集最高法院檢察署、高等法院檢察署商討重新啟動調查。高等法院檢察署顏大和檢察長,隨即針對林宅血案和陳文成教授命案,成立「重啟調查專案小組」。專案小組由顏大和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林玲玉、法務部調查局局長吳瑛、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所長李俊億、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長黃茂德、臺北市警察局局長洪勝堃。林宅血案的偵查,由高等法院檢察署游明仁檢察官負責指揮。
「重啟調查專案小組」的組織架構和位階,不只高於血案發生當時的調查小組,也高於民進黨政府的調查行動。而且,更重要的,調查小組終於(在29年後!)認真看待情治人員涉案的可能性。即使如此,調查的過程和結果都令人失望。調查比較是對社會的敷衍,而非對歷史的交代。
「重啟調查專案小組」第一項調查重點即為:「針對外界質疑林義雄當年為美麗島事件要犯,其住處及電話均為情治單位所監控,兇手何以能從容進出林宅行兇乙節。」林宅是否遭受情治人員監控,是釐清案情方向最重要的關鍵。事隔將近三十年後,指認兇手確實身份的機會非常渺茫。然而,即使兇手的身份無法辨別,如果林宅當時遭受情治人員的監控,則兇手的背景、下令的機構就很清楚了。
對這項關鍵的線索,專案小組只試圖從檔案中發現監控的證據,沒有訪談當時情治單位負責、及從事監控的人員。而專案小組搜尋檔案的結果,「並未發現前警備總部有關林義雄先生之監聽或監控資料。」然而真的沒有檔案資料嗎?
專案小組然後做了一個違反專業的判斷:「命案發生當時,林義雄先生已被羈押達兩個多月,其家屬均為婦孺,則是否仍有其住宅實施全天候監控之必要,專案小組仍持存疑態度。」專業上,司法檢調人員僅能說:證據沒有顯示情治人員有監控的行為。專案小組不應對這項案情關鍵做主觀的臆測。事實上,和專案小組的主觀臆測相反,檔案顯示:情治單位對家屬確實加以嚴密監控。違反專業的判斷,顯示專案小組似乎存有既定的立場。它同時也顯示:民主時代的檢察官對白色恐怖時期情治單位作風的無知。這項無知更加顯示轉型正義工程的必要性。





檔案顯示:就在命案發生前五天(1980/2/23),警備總部行文包括「國安局」、「調查局」、「憲兵司令部」、「警務處」、該部所轄等二十個情治單位,要求執行「一二一0專案後期治安特別措施」。一二一0是美麗島事件發生的日期,「特別措施」的目標是:在審判美麗島人士期間,防止任何抗議事件的發生。方法則是:「運用警戒、管制、檢查、監偵、巡邏、掃蕩、取締諸手段,消弭危害治安因素,以摧毀敵人暴力破壞及顛覆之陰謀。」
警備總部的該份公文要求調查局:「對陰謀份子、偏激師生,嚴密監控,視狀況疏導約制,防止其不法聲援。」「對同情案犯之人士,協力監控,視狀況疏導約制,防止其醞釀不法活動。」
憲兵司令部被交代的任務是:「加強對對陰謀份子嚴密監控,視狀況疏導約制,防止其不法聲援。
警務處、臺北市、高雄市警察局的任務,除了「對轄內同情嫌犯份子,加強掌握,防止不法活動」之外,包括:「對陰謀份子、監考管份子、流氓幫派與嫌犯家屬,督導所屬嚴密監控、疏導與防止進行不法聲援活動。
警備總部的保安處則負責:「切實掌握國內陰謀份子、嫌犯家屬及監管目標之動態,及時協調疏處,防止串聯活動。
各地區警備司令部的任務同樣是:「協調境內情治單位,加強陰謀份子、嫌犯家屬之監控,疏導及防制其不法活動。」



這份檔案清楚顯示,嫌犯家屬正是情治單位,特別是警備總部「嚴密監控」的目標之一。我們有理由懷疑,血案發生那一天,當方素敏女士到監獄探視林義雄的時候,也就是血案發生的時候,她的住宅處於情治單位的監視之下。姚嘉文的太太周清玉女士的經驗,足以支持這個論點。
周清玉女士於2009年表示:姚嘉文被捕之後,她和女兒一直被跟監,甚至在學開車的時候,都有一部車尾隨。她疑問說,如果不是24小時監控,如何在她們外出時加以跟蹤?有一次她回家開大門的時候,一名陌生男子竟然趨前詢問她是何人,為何進去此宅?她表明身份後,該男子才離開。這件事讓周女士難以忘懷;因為監視她房子的人竟然不認識她本人。它指出的重要事實是:當她外出的時候,居所仍然受到監視。
方素敏女士也表示:林義雄被逮捕之後,她經常一打開大門,就會看見對面巷口有不明人士徘徊,而且對她注視良久、觀察其舉止。方女士說,這些監視的人中,有部分貌似至家裡逮捕林義雄的人。而且,許多到家裡探視的客人,事後都接到治安單位關切的電話。
當時美麗島人士的家屬,都受到情治單位的嚴密監控。這是許多和黨外運動有接觸的人,都知道的事。專案小組不但沒有約談當時的情治人員,甚至也沒有詢問被監禁者的家屬們。他們其實最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
如今,歷經四個政府的懶散和輕忽,台灣社會對破案或許已經沒有太高的期待。可是如果我們願意更努力、更坦白地正視國家暴力,對台灣歷史和民主文化的建立,都會有重大的意義。如果王清峰女士能以她追究「319槍擊案」的執著來看待這個案子,或許能帶來完全不同的結果。台灣歷史不應該忘記,我們這個世代如何看待正義,看待歷史真相,看待民主文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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